向玉成
肖
萍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等地增加兵力,预为布置。英国则态度坚决,声称马科蕾必须入藏。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免事态扩大,上奏总
署,要求“请知照川藏勿任拦阻”,一面会晤英使,要求马科蕾暂缓入藏。 英国人以“另议专条”之实行已经
被迁延20年,态度强硬,称若再被拦阻,即“带兵三千,自行保护前进”。②1886年,丁宝桢去世后,护理川督
游智开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也只好采用“拖”字诀,说开导之员虽“络绎于途,焦敝其口”,藏人“非特毫无领
悟,转至目为洋党,强行阻遏,每事防闲。一切布置,密不预闻。一切消息,不以实告”。③ 其后,刘秉璋任川
督,文硕代替色楞额任驻藏大臣。总署在英国的压力下,只好答应其“通缅之请,杜其入藏之谋”,“英使乃允
停止入藏,只在藏印边界通商”,并要求“订立新约”,从而为英人进一步行动埋下了伏笔。 后来,英国威胁
出兵锡金,1889年初又在门巴一带修路,进窥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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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丁宝桢强调“康藏有别”并“借藏阻洋”的上述举措,源于他对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觊觎藏区和川康的极度
忧虑。在其去世前一年的1885年,他还上奏清廷强调此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作为处理此事首当其冲的
地方大员,丁宝桢实属“两难”:条约+朝廷压力+当地人反对,稍一不慎,后果即不堪设想。其虽极力反对洋
人入藏,但又得上对总署和清廷、下安地方、外抚洋人。万般无奈之下,身为川督的他,只好采取“借藏阻洋”、
“康藏有别”的策略,不能“全阻”,那就“半阻”,力求洋人“入康不入藏”。
“借藏阻洋”之策,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直至清末,大量外国游历者由川康方向入藏,无论单独
行动,还是组成考察队,都未能超越巴塘(宁静山)这一界限,除非其采用非法手段潜入。1899年,日本僧人
能海宽与寺本婉雅试图经打箭炉、理塘、巴塘入藏被阻,被土司武装“护送”原路返回打箭炉。寺本婉雅本循
来路归国,后于1905年4月经青海玉树州、那曲入拉萨;能海宽则留康,1900年5月欲改道北路经德格抄小
道入藏,但仍受阻折回。190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山(HosieAlexander)游历康区,最远也只不过到了巴
塘以西的宁静山界碑处。但是,此举也有明显的负效应,即给了外国人一种清廷“难以管辖”藏区的印象。⑤
另一方面,藏中人士“阻洋”成功,亦造成多方面后果。
(三)多重后果
藏中人士阻止摄政义探险队时,规模甚大,且事态有扩大升级的趋势。“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
兵拦阻,情势汹汹”,其所聚兵马,多达数千人,并“拦入川境百里有余,直逼牛古渡口”。藏人部伍之盛,摄政
义探险队在“茶树山顶目所亲睹”,不得不改道入滇。尽管如此,藏族军民并不罢休,他们在“撤兵退回江卡之
时,道经莽里教堂,即用刀剑破坏门窗,抛掷器物”,还“搬出桌椅木器及马草园根”,并派人前赴巴塘,勒令巴
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并具结永不许洋人由此进藏,如有洋人来巴塘,也“不许土司支应乌拉”,否则
“必至巴塘驱逐洋人,焚毁教堂及土司房屋”,甚至“遍札巴塘、理塘、霍尔、章谷、叠盖(德格)各土司,及云南所
属阿墩子(德钦)、中甸、维西等处寺院僧俗人等,以后一律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⑥
清廷对藏中人士此次兴兵截阻洋人和暴力毁坏教堂财产之举十分震惊,严令川藏迅速平复:一面命驻藏
大臣飞檄劝谕,迅速退留阻截之兵;一面又通过四川总督丁宝桢令副将祝文榜带兵300名,火速驰赴巴塘,会
同该地粮员嵇志文、都司李万春等,强迫藏兵解散,并扼防要隘,保护教堂;同时还下令土司赔修教堂门窗,清
还木器等教会财产。为了确保莽里教堂的安全,由粮员嵇志文等提出,经成都将军恒训、川督丁宝桢批准,征
得法国驻打箭炉教会主教毕天荣同意,将该教堂迁至较为偏僻的盐井,照原样重建。迁建工程于188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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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督李鸿章致总署,英人游历西藏,请知照川藏勿任拦阻电》,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六,第22-23页。
《驻藏大臣色楞额等奏英人游历西藏,派员开导藏番折》,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七,第17页。
《护川督游智开等奏藏番阻英人入藏,派喇嘛劝导折》,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八,第12-14页。
《总署奏议复印藏通商事宜折》,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九,第27-28页。
关于丁宝桢的对藏策略及其评价,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冯明珠先生认为,丁宝桢的相关策略“无意中损伤了清廷治藏主权”(冯明珠《近代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第125页),而学者张秋雯则以为如此评价“不免失之于苛求”〔详见:张秋雯《丁
宝桢川督任内对藏局的因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4-145、166页〕。
笔者以为,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丁宝桢“借藏阻洋”,收到明显效果,但此举亦确有负效应(详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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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801-8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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