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勉ꢄ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组织者与调查对象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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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wvote),具有开创意义。继这两次民调之后,武汉高等师范、南洋学校、湖南妙高峰中学、中国大学、北京
大学学生会、浙江大学、桂林中学、沪江大学等大中学校相继举办民调,一些民调甚至针对小学生展开,使校园
民调覆盖了几乎所有层次的新式学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介入校园民调,纯由学校师生组织的民调
有所减少。1946年制宪国大召开后,校园民调再度兴起。一些学校(如中国大学、沪江大学等)曾多次举办民
调,1948年5月29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还曾联合举办民调,讨论“美国扶植日本问题”①。对行宪国大召开
后的“总统大选”,不少学校也以“草选举”方式给予积极关注。不过,打着学校招牌的近代民调,并不尽然由校
方出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师生自发组织,有些纯粹是由学生会操持。如1923年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日举办
的民调就是由左翼的学生会组织,并不代表校方旨意,也不反映全体学生的意见。从理论上讲,校园文化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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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文化亚群,即“校园亚文化”(schoolsubculture)。因而,针对这一特定文化群体
的民调结论,能否准确反映社会心理与民众认知的全部,值得怀疑。
民国时期,政党举办的民调,在全部民调中占有一定比例(11%),其占比因时势变化而前后又有所不同。
在北洋时期,政治多元,至少北方没有或未见由政府或执政党操持的民调。而南方国民党则因重视意识形态,
有利用民调作宣传的政治考量。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国民党重回北京政治,孙中山主张将“党务工作”向北方
拓展,把联络北京各大学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视为要务②。这或许可以解释包括北大在内的一些学
校民调呈现出激进化倾向的原因。不过,这还算不上是官方民调。
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对民意进行“指导”,先后举办4次民调。其中,1929年“元旦民意测验”系国民
党上海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举办,调查结果刊登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党务》上,纯属“官办”③;6
月,借“‘天津光复’一周年纪念”之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制作“民意测验表”,除散发给与会民众外,还在各报登
载,要求民众填写,以调查民意④。
抗战时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民调的介入更加直接。国民党中央专门制定《民意调查改进实施办法》,对
民调的目的、调查事项、调查对象、调查方法等做出详细规范⑤。有了这一官方制定的《办法》,直至抗战结束、
“宪政”帷幕拉开之前,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民调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官方掌控。
除了政党组织和官方操持的民调,近代中国还有介于官民之间的民调。不过,这类的民调相对较少。比较
典型的是《大刚报》民调。该报原是衡阳一家日报,主编毛健吾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⑥,有国民党官方背
景,曾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费支持和指导。1938年11月,《大刚报》报社迁到衡阳后,由于战争等原因,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停发经费,报刊创始人毛健吾动员颠沛流离中的报社人员“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
的报”,开始自主办报,从此该报由国民党官办报纸变为报社同仁经营的报纸,带有民营私立报纸性质,报社标
榜“中立”办报,不拘党派,采编人员既有国共两党人士,也不乏自由知识分子,报道内容不偏不党⑦。不过,因处
于抗战非常时期,该报受到国民党严格掌控,并未完全摆脱国民党官方背景;尤其在抗战问题上,该报与官方口
径基本一致,未可视为纯民办报刊⑧。
此外,还有少许社会组织举办的民调(占比8%)。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有3次,包括湖南旅京同乡会民调、中
国民意调查学会民调及香港各界举办的民调。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总统选举期间,首次出现由专业民调研究
①
②
杨勉、杨天宏《民意调查与近代中国校园文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214页。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06ꢇ107页。需要指出的是,主持人具有特定党派背景的民调甚多。如1926年《京报副刊》举办“新
中国柱石十人”问卷调查,其主持人孙伏园曾是北大新潮社成员,1920年代曾任职北京《国民公报》、广东《国民日报》及国民党机关报《中央
日报》,并曾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主持的问卷调查,一定程度上带有国民党的政治背景。
③
④
⑤
《上海反日保路大运动第二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党务》1928年12月16日,第2张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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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联欢大会会场内外布置已就绪党部将发民意测验表》,《大公报》(天津)1929年6月11日,第12版。
《民意调查改进实施办法》,台北“国史馆”藏:蔣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中日战争ꢇ全面抗战(十七),典藏号:002-080103-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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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2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1年版,第261页。
⑦
⑧
《愈炸愈奋之本报》,《大刚报》1940年8月16日,第2版。
该报宣称:“本报是读者的,是大众的报纸。我们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民众。所以本报一方面要代表国家说话,一方面要代表民
众说话……。政府应该说的话,我们就替政府说,应该替民众说的话,就要替民众说,绝对不偏不倚!”见:大刚报史话编写组、欧阳柏执笔《大
刚报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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