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洲ꢃ危机时刻的词学批评———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
眼中,内外交困的现代中国,早已丧失中华民族的国魂,国民情感颓废麻木,文学界亦是委顿堕落,因此他亟
欲提出“国家主义文学”的倡议,重开时代文学的新路。所谓的“国家主义文学”,是“以鼓吹民族意识,鼓吹国
民情感自任。一方面提倡波澜壮阔的,乐观的,猛进的,讴歌‘祖国超于一切’的,鼓励民族思想的,带强烈的
反抗性的文艺”,“一方面提倡血和泪的,战争的,悲壮的,祈战死的爱国文艺”①。直至抗战爆发,他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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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主战的文学,“鼓吹尚武奋勇的猛烈精神,唤醒伟大民族的灵魂” ,改造卑弱的、无抵抗的和亡国
的国民性,以激起民众为国家生存和民族独立而战的信念。
这样的文学观渗透在其词学研究中,使胡云翼对于稼轩词风尤为倾心。他以“奔放豪肆,英雄本色”③归
纳稼轩词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不仅将辛弃疾看作南宋第一大词人,更以英雄词人视之,钦佩其不甘伏枥的
壮志雄心和词中所表现出的英豪之气。正是这种有英雄气概的词,有血和泪的词,有壮烈的金戈铁马的词,
才是砥砺中国民众前行的良药。因此,胡云翼将整个南渡词坛看作最值得叙述的一段英雄的词文学史:“在
南宋词里面,当时金兵入寇,徽钦被虏,眼见大好河山,沦于异种。一时爱国志士,群起御夷。所谓豪杰者流,
痛祖国之丧乱,哀君王之沦夷,投鞭中流,击楫浩歌,其护爱国家的热忱,怀抱的伟大,胸襟之宏阔,性情之壮
美,发为歌词,岂独豪放而已?”④胡云翼将其所处之时代类比作宋末,但不满于当时文坛缺乏英雄的文学,因
此他试图以承载历史英雄形象的古典文学文本,重新唤醒全民族的共有记忆,建立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
文学激励抗战。
与其同时,现代词学的奠基人龙榆生也是苏、辛词的拥趸者。早在1929年,龙榆生就已在暨南大学国文
系讲授苏、辛词,曾计划合笺苏、辛词,而且订补了辛梅臣原编的《辛稼轩先生年谱》。龙氏在“淞沪战后,外侮
日亟,国势阽危”之时,与致力于发扬民族诗歌的卢前“相与鼓吹苏、辛词派”,“思以激扬蹈厉之音,振发聋聩,
期挽颓波于万一”⑤。龙榆生反复强调填词应有的时代气象是苏、辛一派词风,彰显其作为词坛领袖欲于浙、
常两派之外,别建一宗而开时代新风的雄心。他设想:“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
得、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
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鍧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⑥在与前辈张尔田的通信中,龙榆生更是直
言,希冀以苏、辛词风的清雄磊落疗救“世风日坏,士气先馁”的萎靡不振,于此则可“砥砺志节” 振奋民族
气节。之所以如此倾力推举苏、辛词风,就在于“由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稼轩益务恢弘。一代民族精神,于焉
寄托” ,借宣扬苏、辛词派的特殊精神,改变偏于柔婉的民族性,以此培养沉雄刚毅之国民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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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风起”是一种时代文人的集体选择,在“国难文学”大兴之时,相比长篇大论的文章而言,词本身简
短的体式特征,以及豪放一脉词风高亢昂扬的基调,正符合当时文人借文学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目的。他们
通过标举苏、辛词风,召唤国民关于激扬蹈厉的一脉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境况产
生刺激性的作用力,实现团结民众、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以及振奋民族斗志的政治意图。
除了对苏、辛的推扬之外,现代词学家还通过广为流传的词集文本和史书记载,勾勒爱国词人的英勇形
象和人格魅力,民众在英雄崇拜的心理作用机制的影响下极易产生模仿冲动,以此在特殊的抗击外侮的年代
催生出一股强劲的精神鼓动力量。关于爱国词人的研究,现代词学家关注的焦点并非其词的艺术性,而是文
本所激荡出的士人情怀,以及词人的抗争精神,显现出时事政治对于文学研究趋向的直接干预。
经历王朝屈辱没落史的王鹏运,曾刻《南宋四名臣词集》,集南宋赵鼎、李光、李纲和胡铨四家之词。此四
人并非专以词胜,是因其心系君国的忠臣气节而名传后世。正如王鹏运所言,此四家“于是则悲天运悯人穷,
当变风之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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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翼《国家主义与新文艺》,《醒狮》1925年第59号,第2版。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胡云翼重写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第43ꢆ44页。
龙沐勋《中兴鼓吹跋尾》,《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43期,第2页。
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2号,第5页。
龙沐勋《答张孟劬先生》,《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号,第188ꢆ189页。
龙沐勋《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上)》,《文史丛刊》1933年第1集,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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