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红霞ꢃ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西南民族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已经开始,但正如黄文山指出的那样,“限于种种条件,多属走马
看花,未能作深入之考察”,直至抗战期间,国内学者由沿海内迁西南,与各族接触之机会日多,西南民族文化
之调查研究“始较往昔为深切”①。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既需理论,亦需材料。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二
者是分离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拥有先进理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
家、语言学家内迁进入西南,使得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研究理论与研究材料得以结合,带来了西南民族研究
的大繁荣。此外,民族危机的深重,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也将西南边疆研究推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心位置。
虽然研究中仍存在着简单的大汉族主义和政治宣传的倾向,但如此阵容强大的跨学科研究团体也推动了西
南民族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对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内涵。西南边疆地形复
杂,高山林立,河谷纵深,少数民族大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与外界沟通较少,种类繁复驳杂,源流支系不同,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同神秘莫测的异域之境。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热潮,使得许多隐秘的西南少
数民族得到丰富深入的田野调查。如自1937年春起,马长寿两次进入四川大小凉山,前后将近七个月,完成
《
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收集彝族经典文献,对彝族的历史、宗族、文化、体质进行详尽的介绍②。他还到嘉戎
地区的大小金川与贵族平民相处半载,获得口述传闻及珍稀文献,结合汉藏史志而撰成《嘉戎民族社会史》,
探究了嘉戎名称及沿革、嘉戎土司世系及起源神话、嘉戎民族近代社会以及诸部落联系情形,首次系统总结
了嘉戎族的历史和现状③。在调查嘉戎民族时,马长寿对其信仰的钵教(也即“苯教”)产生浓厚兴趣,撰写
《钵教源流》,细致地介绍钵教的原始教派、教义、仪式的发展演变,解开了在佛教传入前流行于藏地古老原始
宗教的神秘面纱④。在他之前,我国从未有学者对该教进行系统研究。1941年,闻宥到汶川理番考察羌族,
撰写了《川北羌语之初步分类》、《汶川萝蔔寨羌语音系》、《汶川瓦寺组羌语音系》、《理番后二枯羌语音系》、
《论黑水羌语中之FinalPlosives》等。在此之前,羌语在汉藏语系中从未被记录,国外尚无人对其展开研究,
闻宥的工作实乃拓荒事业。通过研究,闻宥发现,羌语应与喜马拉耶语较近;与嘉戎语相比,它一面保存了若
干奇古的特征,一面却又颓坏得相当厉害,不像嘉戎语的整齐而严密,方言间的区别也十分剧烈⑤。这些发
现为学人研究羌族源流提供了语言学上的依据。诸如此类的成就,在这一时期十分突出。
学人们通过长期考察西南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抱有“理解之同情”,而不是简单地以未开化斥之。李安
宅提出了容纳多元文化的统一思路,也即区域分工,边疆需要内地的扶持和发扬,内地也需要边疆的充实与
洗练,两种文化要在最高的层次达到互惠⑥。卫惠林亦倡导以文化建设为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因地制宜
分区发展,认为“边疆民族之淳朴勇毅之特性与多元的文化承传,乃为恢复国族创造精神之重要源泉” 建
议修正过往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与统一主义为融合政策、区域主义、现代化运动,“尊重各民族,各区域文化
之原始特质,使其尽量发挥其特长,适应时代精神,实现超越进步”⑧。马长寿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本来是
多元的……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目的在于容纳异种异文的许多民族于同一国族之
内,并行不悖,并育不害,而成一共存互倚的社会集团”,于是主张“同化主义需要与多元主义相互配合,或建
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提倡现今民族政策要吸收文化传统的优秀因子⑨。这些观点的形成,与学者
们长期浸润西南边疆的体验有密切关系,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的塑造提供了来自西南边疆的切身经验
与地方视野。
⑦
,
①
②
③
④
⑤
黄文山《岑著<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序》,《社会学讯》1947年第5期,第9版。
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整理前言》,李绍明、周伟洲整理,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ꢉ8页。
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61ꢉ78页。
马长寿《钵教源流》,《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第69ꢉ83页。
分别参见:闻宥《川北羌语之初步分类》,《读书通讯》1943年第79、80期合刊,第8页;闻宥《西南边民语言的分类》,《学思》1942年第2卷第1
期,第10ꢉ11页。
⑥
⑦
⑧
⑨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6页。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ꢉ2期,第9页。
卫惠林《战后中国民族政策与边疆建设》,《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5页。
马长寿《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1948年第6期,第19、2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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