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5期
2
018年9月
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5
September,2018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方燕
(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北宋蜀地变乱频发、动荡迭起,统治者将其归因于蜀人易动难安、喜乱易摇,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的拟
态环境,成为其在蜀地实施特殊化政策和信息管控的基础和依据。针对蜀地各种政治、军事和灾异流言,从中央到
地方,每一层级或各司其责、瓦解流言,或联动出击、平息事态,通过召问遣使、以静制变,在信息管控和稳定地方社
会秩序方面收到了实际成效。
关键词:流言;北宋前期;蜀地;信息管控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5-0146-09
[3]958
百万之师眦睨而不敢进” ;军事上易守难攻,每当“王
北宋时期蜀地变乱频发,动荡迭起,“当人们处在恐
惧不安和焦虑的状态中时,流言和谣言就易于传
[4]711
政衰圯,则奸豪凭险自安” ;经济上,“蜀之四隅,绵亘
[
1]287
播” ,变乱与流言互为因果,交互纠缠,使蜀地的社会
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从中央到地方,采取各种措施止息
流言,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本文试从流言的角度
切入,通过对北宋时期蜀地流言滋生的情境背景、政府
数千里,土衍物阜,赀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
[4]711
一” ,成为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地。由于蜀地在经
济、军事、地理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历来被“祖宗视
[5]4529
[6]455
为殿之西角” ,“国家倚为外府” 。
①
[6]480
控制流言的措施与成效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以展现和
“蜀之所以为重于天下,虽穷隅鴂舌咸共知之” ,
但在宋人看来,这一地区难于控驭的程度可与京师相提
并论。史称:“开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会,皆世号
反映宋代治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
现实与想象:蜀地拟态环境
[7]403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最早是由美
尤难理者” 。究其原因,一是“地险且远,天日万
[8]618
里” ,信息闭塞,难以通达。“蜀远万里,叫呼难闻,全
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
中提出。他认为,拟态环境是以客观现实环境为蓝本,
但并不是对其“镜子式”的摹写和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
过对一系列象征性事件或信息有选择地进行加工和重
构后向人们提示和呈现的环境,即“象征性现实”,因此
[9]1365
藉置邮以通气脉” ,邮传的设立为蜀地与各地的信
息传播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即便是时至南宋时期,川陕
宣抚使吴玠所置军期递,军事警报最快也需十八日闻于
朝廷;四川制置使邱崈所创摆铺递,凡有奏请则需三十
五日可达京师,这在时人看来已属快捷及时的信息传递
方式;而普通的邮驿马递,则“奏报往复,动经数
[2]13
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移 。
宋代统治者出于对蜀地的重要性和离心性的认识,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的拟态环境,成为其在蜀地实施
[10]768
月” ,稍有迟滞延误,信息更难畅达。由于交通和信
②
③
特殊化政策和信息管控的基础和依据。
息的相对闭塞,朝廷虽置“觇者”侦知蜀地动向,但“此
宋代蜀地偏处西南,地理上号称“天下至险之国,陆
一方去天万里,安危休戚,艰于上达,形势何以联属,警
[11]44
有剑门,水有瞿峡,设为两关,以扼秦楚之冲,一夫当关,
急何以赴援,非其它诸路比也” 。平时蜀地信息难以
收稿日期:2017-07-03
作者简介:方燕(1969—),女,四川岳池人,史学博士,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文化
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146
方
燕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及时了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朝廷无论遣兵驰援,还是
短时集合力量均成问题。二是宋代四川地广人众,地形
复杂,夷汉聚居,中心和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迥
异,无形中更加大了这一地区的治理难度。蜀地中部平
原地区土壤肥沃,水网密布,经济发达,而周边地区高山
环绕,“言边鄙者,在益则沈黎、维川,在梓则戎泸,在夔
则施黔,在利则龙文。沈黎、维川、施黔、龙文,皆阻山带
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
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
[22]1142
于盗贼,故每每大乱。”
吕陶《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亦
云:“淳化之际,吏暴于上,泽壅不流,经制烬矣。民心怀
[4]711
危,盗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乱。”
北宋初
期,由于蜀地僻远,官员多不乐往,朝廷遂将贬谪、左降、
犯赃之官派往蜀地充任吏员。如此一来,造成吏治败
坏,官民矛盾更加激化。史载:“川峡幕职、州县官,曾坐
[12]2007
溪,梯危笮深,限隔辽绝” ,经济发展滞后,民族矛盾
突出。
[23]2167
赃左降者,多复恣贪,逾以扰远民。”
由此宋人得出
在北宋统治者和士大夫眼中,蜀人尚奢,喜好游乐, “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
[3]788
且人心易动,民情易摇,是一个变乱易生、危机四伏,需
也”
之结论。其三,蜀地偏安政权割据时间较长,民
④
要高度重视、严加防范的地区。如时人笔下“蜀人偷
心不附。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七云:“李顺之党方息,
而刘旴兴,刘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耶?
[
13]463
[14]2230
浮,不识敦本” ,“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 ,
[15]100
[16]804
[24]164
“
蜀土轻剽易为乱” ,“蜀人喜乱易揺”
等描述,
盖其民勇悍,而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
即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当然,这种认识既有主观想象的 “僭伪”指割据一方的非正统的独立政权。五代时期,前
因素,也有客观的现实成分。从主观上说,“边民易动”
是当时统治者对边地这类较为复杂、敏感的区域所持有
的普遍看法,如“岭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犷悍,易动难
后蜀(902—965)相继统治四川达60余年之久,生活相
⑤
对宽松和富足的蜀民对旧政权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⑥
其四,蜀地郡县长期以来无可依恃的城池。“城以保民
[17]111
[25]170
安” ,“南海之地控制蛮獠,风俗轻悍,易动难
者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高厚坚固的城垣,对城市
[
9]2343
安” ,雄州、霸州“边民易动难安,蕃戎之情宜为羁
居民来说,意味着安全屏障和心理堡垒。如果没有这种
军事防御体系可以依凭,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就会惶恐
不宁。北宋开国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蜀虽阻剑州之
[14]9421
[18]3396
制”
等。蜀地“去行都万里” ,为遐远之地,统
治者对其看法大致不出既定的认知框架。
[19]105
从客观上说,蜀人“易动”“喜乱”有着复杂的现实因
素。其一,宋廷对蜀地的经济攫取。宋平后蜀,蜀地财
富尽输于京师,而朝廷并不以此为满足,常税之外又加
征新税,因而招致民怨。王栐《渑水燕谈录》卷九云:“世
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
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原多事盗据一方耳。本朝王小
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
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
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
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
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 。这种情形与“蜀久治安,
[4]709
⑦
武备稍废”
和宋初“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有
关。蜀地郡县城池不修或失修,造成地方守将一遇紧急
情况而无城以守的被动局面。真宗咸平三年(1000),知
黄州王禹偁上疏:“国家以建隆甲子岁下西川,甲午岁复
乱,三十年之应也。当时西川止益、梓、眉、遂有城可守,
惟郭载弃而先走,为贼所据,余皆固守。无城之处,悉为
[23]1037
贼据。此有备无备之明效也。”
基于对蜀地重要性和“易动”“喜乱”的认识,北宋统
治者对这一地区实行特殊化政策,同时密切关注这一地
区的动向。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赵稹出任益州路转
运使,“真宗顾曰:‘天下久平,然郡县事朕宜闻。蜀最
远,民富侈,吏易以扰,是尤欲闻者。卿朴忠,当无少隐,
凡事有更置者具录卿意,无署名位,附常所奏章以来,朕
为卿行之。’公至部,事无细大,悉心以陈,至有一日章数
[19]105
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
太宗淳化四年(993),李
顺起事,石普奉命征讨,“时蜀民疑不自安,多欲为盗者,
普因驰入对,面陈:‘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宜稍蠲
减之,使自为生,则不讨而自平矣。’帝许之。普即日还
[14]10471-10472
蜀,揭榜谕之,莫不悦服”
。由此可见,宋廷对
[
26]70
蜀地的经济掠夺是造成这一地区动乱的重要原因。其
二,蜀地守将严责苛察,举措失宜,加剧了蜀地社会秩序
的动荡。楼钥就指出:“盖帅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
上,皆优报焉” 。平时对任何可能致乱的潜在威胁均
严加防范,比如结社、赛神、竞渡、民间私藏武器、私习武
艺等都在禁限之列。太祖乾德五年(967)四月,“禁民赛
[20]367
[23]194
宜,众心易动。”
宋代蜀地官员对这一地区的督责防
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 ;真宗天禧元年
[23]2086
范尤严,“民有轻犯则移乡,甚者或配徙内地,终身不复 (1017),“禁川峡民畜飞梭” ;仁宗天圣八年(1030),
[21]403
[5]7239
还” ,守臣的严责苛察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进而酿成 “诏川峡路今后不得造着裤刀,违者依例断遣” ;景
变乱。苏洵《张尚书画像记》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 祐二年(1035),“禁益、梓、夔、利路民夜聚晓散,传习妖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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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67
教,徒中能自纠摘,及他人告者,皆赏钱三万” 。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蜀地内乱防范尤严,有时甚至反
应过激,特别是当遭遇反常天象、自然灾害时更是如此。
真宗景德三年(1006)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谓应在
蜀分。上恻然动心,以为蜀去朝廷远,民之疾苦尤难知,
天有异象,可畏不可忽,其择廷臣之贤而通世务者,往绥
文华而弃法令,喜议论而乐因循,稍违其情,易致谗谤。
自来监司帅守以去朝廷甚远,恐有讥议,不能自明,往往
日夕忧虞,务为容忍,奸赃不敢按治,法令不敢举行,然
[9]710
犹谤讟横生,斥逐相望。”
有关蜀守的各种流言往往是针对个人的攻击性言
论。一般地说,“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表现比较超群
[
4]710
[30]161
元元” 。星变兆乱使真宗深感忧心,唯恐蜀地发生变
乱,于是选择干练得力之臣前往抚绥。谢涛以屯田员外
郎之职巡抚益州、利州路,同时还另派五人一同出使梓
州、夔州、福建等路,“所至存问犒设官吏、将校、父老,疏
决系囚,除杂犯至死、官典犯赃依法外,流已下递减之。
或变化突然时,容易遭致流言” 。这类流言引起朝
廷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通常采取召问、核查或遣使
的方法加以应对。
真宗时王曙治蜀,“颇以法御下,有谤其太苛。会刘
煜召还,为右正言,真宗召问:‘凌策、王曙治蜀,孰优?’
曰:‘凌策在蜀,值岁丰,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岁歉,
虑民为盗,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则皆然。’上善其
[23]1395
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间利害以闻” 。对朝廷此举,吕
陶赞道:“星变一出,则恐惧警戒,以蜀为忧,分命良臣,
[4]710
[31]159
审究时病,岂非奉天爱民之心乎?”
仁宗天圣年间,以
言” 。刘煜肯定王曙“以法治歉”、“凌策以平治
[
32]161
韩亿出任益州知州,“时知星者言益部当灾,非仍饥,且
有兵变。上心忧之,推选才堪镇抚者,而以公行,且谕之
意。公稽首曰:‘陛下过属臣以方面,臣虽不敏,当不辱
命。惟陛下无以蜀为虑也。’慨然登车。至则岁果大旱,
公罄精力,安集流散,凡利害事知无不为,决九升江口以
溉,阖境濡足,赈廪劝分,宽赋弛役,所以救荒之术施设
丰”
的作为皆审时度势之举的说法,被真宗所认可,
使王曙治蜀太苛的流言得以消解。英宗时,赵忭知成
都,“剑州民李孝忠集众二百余人,私造符牒,度人为僧,
或以谋逆告狱具,公不畀法吏,以意决之,处孝忠以私造
度牒,余皆得不死。喧传京师,谓公脱逆党,朝廷取具狱
[22]2068
阅之,卒无以易也” 。赵忭对李孝忠案采取只诛首
谋而不及其余的从宽处理方法,被奸人“谓公脱逆党”且
在京城盛传开来,朝廷通过派人核实而使流言得以止
息。
[25]210
甚详” 。神宗熙宁初年,“司天监亢瑛奏:‘后三十
年,西南有乱出于同姓。’是时,方议皇族补外官,于是诏
[27]30
宗室不得注授川峡差遣” 。在地方上,官员对蜀民也
是心怀疑忌,倍加提防。仁宗宝元二年(1039),“益州言
火焚民庐舍三千余区。时火起南市,知州张逸心疑有
变,与转运使明镐夜领众往,而实不救火,故所焚甚
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于有关蜀守的流言,
朝廷一般情况下采取派人前往蜀地一探究竟,以了解事
情真相的做法。仁宗时,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
[23]2913
[33]518
众。”
此次火灾造成本可避免的严重后果,知州张逸 “潞公未满四十,为蜀遨头,有飞语中伤” 。邵博《邵
与转运使明镐表面上率众救火,因担心事出有因,恐生
氏闻见录》云:“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
变乱,仅仅做出救火姿态,而未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扑
救措施。
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也,因谒告归,上遣伺察
[
34]101
之。”
鲠切无所避,为仁宗所知。”
查,与同乡张俞及文彦博欢宴,每每尽兴而醉归,“圣从
关于何郯其人,《东都事略》云:“始郯为御史,
[
35]1146
二
联动与管控:政府的危机应对
何郯奉命前往成都调
北宋时期,蜀地作为较为复杂和敏感的区域,流言
四起,各种政治、军事和灾异流言甚嚣尘上,将这一地区
裹挟至更为诡谲多变的形势中。面对突发性危机,从中
[34]101
还朝,潞公之谤乃息” 。如果流言关乎蜀地治乱,朝
廷更是火速遣使彻查。天圣六年(1028),程琳知益州,
央到地方,每一层级均不遗余力,严阵以待,或各司其 “蜀州妖人有自号李冰神子者,署官属吏卒,聚徒百余
责,瓦解流言,或联动出击,平息事态。
一)蜀地政治流言的应对
有宋一代,对蜀守的选用尤为慎重。“西蜀,天下之
人,公命捕置之法,而谗之朝者言公妄杀人,蜀人恐且乱
矣。上遣中贵人驰视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争道公
善。使者问杀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杀一人可使蜀数十
年无事。’使者问其故,对曰:‘前乱蜀者,非有智谋豪杰
之才,乃里闾无赖小人尔,惟不制其始,遂至于乱也。’使
(
[23]9794
大镇,事权委寄,素号雄重” ,“朝廷择守,比他蕃镇
[28]444
绝重,举西南事一以委之” 。担任蜀守之人,“须智
略沉辩,威惠肃给,厌舆论之所与,慰遐氓之所欲者,始
者视蜀既无事,又得父老语,还白,于是上益以公为能,
[
29]246
[7]463
为其人矣” 。守臣身系蜀之安危,自然被推向风口
浪尖和舆论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即易招致流言的中
伤。赵汝愚《论治体及蜀风俗疏》云:“夫蜀之风俗,皆慕
迁给事中,知开封府。”
对于程琳在蜀地的做法,明人
祁承爜《牧津》卷四《消弭下》评价说:“赛会迎神,丛奸薮
乱,有地方之责者,首当以定力锄之,今邪教之行,蔓而
148
方
燕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
36]83
后图,徒令玉石俱焚耳。”
说,主观上能否避免臆想猜测,能否让事实说话,关乎蜀
守个人安危甚至蜀地治乱。《吕氏春秋》云:“听言不可
前文所述,韩亿在天象兆乱,统治者对蜀地可能发
生饥荒和兵变的预测深感忧虑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出
任益州守。他到蜀地后,不负重托,“安集流散,凡利害
事知无不为,决九升江口以溉,阖境濡足,赈廪劝分,宽
赋弛役,所以救荒之术施设甚详。或短公于朝,为不足
办蜀事。上遣使若缘他故至蜀者,实以觇公之政。既入
蜀,蜀人美公不容口。入境,年虽大杀,而民无饥色,狱
无囚系,野无盗窃。使者还白,上于是知公可属以重任,
[39]84
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
针对流言,朝廷快速做出回应,以召问、核查或遣使的方
法追溯信源的可信度和深层根源,并采取相应措施,收
到显著成效,多数情况下,使流言不攻自破。
(二)蜀地军事流言的应对
宋初蜀地动乱迭起,人心未宁,兵变、民变之后,各
级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查禁流言,安抚人心,稳定社
会秩序。比如,太宗淳化五年(990)九月,张咏出知益
州,招抚李顺余众,止息流言,兴学劝士,恩威并用。在
平息王均兵变后,真宗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二日发布
诏令,严惩造作谣言、煽动民众之徒,“昨益、利、彭州戍
兵谋乱,自贻刑宪,来就诛锄。眷彼黎甿,或多反侧,用
宽诖误,式广好生。宜令逐州除逃亡徒党见擒捕外,其
余一切不问。及以西蜀自王均叛涣之后,人心未宁,亦
有小民潜相诳惑。宜令长吏严切警察,如有讹言动众、
[25]210
而定大用之意” 。韩亿在蜀实施新政,可能触动部
分人的利益而引起不满,以致有“不足办蜀事”的流言。
表面上看,这只是对其政治才能的否定。实际上,蜀守
不才,则可能招致此地变乱的发生。仁宗对此是再清楚
不过,因此,他在流言面前采取了十分高明的做法,假托
他故遣使至蜀,一方面免去皇帝疑忌重臣的担忧,另一
方面又可暗中观其施政情况。使者在蜀中所看到的是
饥荒之年少有的升平景象,不得不对韩亿的政治能力大
加称赞,流言很快归于消散。
[5]6498
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
这些措施可收一时之效,
在对蜀守流言的处理中,蒋堂的遭遇颇引人注目。
但蜀地“人心易揺”一直是摆在统治者面前颇为棘手的
仁宗庆历年间,蒋堂守蜀,一改前任杨日严之政,兴学
问题。“西蜀自刘旰、王均、李顺之乱,奸讹朋兴,众心危
[14]9913
[40]413
校,“节游燕,减厨传” ,“凡过泰无名之费,姑息不正
惧,日三四惊,无宁居者” 。频繁的变乱,使民众心
[
13]463
之事,多所裁革,未始顾虑” 。这一系列的举措导致
流言四起。“贪吏丑正,恶不利己。复有肺腑旧族,逋责
列肆,累政不敢治,公裁之以法,遂入诉近习,且造险语,
怀忧惧之心,一有负面信息流传,即引发社会恐慌。正
[41]2557
所谓“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 ,
从而形成一种因乱生惧、因惧畏言、因言生乱的联衔而
动局面。各种有关军事的流言,往往能在最短时间内打
破人们生活的常轨,搅动一方的社会秩序。这需要主政
者以静制变,弭乱于未形。宋文蔚为中江令,“时狂人乘
官吏大集,走呼曰:‘贼至矣!’蜀人喜乱易揺,皆相怖亡
匿。君叱左右缚笞之,以令市人,众不敢动。里闾德之,
为立生祠。以郎守归州。戍卒谋劫库兵叛,君先期取
之,探治根窟,威振一方。君为政,缓急方略类若
[13]463
飞闻于上,谓公变乱旧制,蜀土且摇” 。流言传于禁
中,加之“日严时在朝,因进对,从容言远方所宜抚安之,
无容变法以生事”,“故不俟岁满,亟徙堂知河中
[23]3725
府” 。蒋堂之所以“坐谣言罢”,主要是因受到来自
贪吏旧族和与之有隙的杨日严的恶意攻击,流言通过皇
帝身边亲近宠信之人直达天听,已使仁宗心生疑忌,而
杨日严“远方所宜抚安之,无容变法以生事”之言,正好
击中仁宗担心蜀中变乱、旁生枝节的心理,“故不俟岁
满,亟徙堂知河中府”,将其迅速调离现职,足以反映流
[16]804-805
此” 。陈安仁知卭州,“有匿名投书,言戍卒欲连
他郡兵为变。主兵者震慑,白公,公曰:‘此奸人所为。’
[
13]463
[42]476
言的威慑力。蒋堂离职,“蜀人歌思之” 。黄震《黄
氏日抄》评蒋堂在蜀为众所不乐事有三,即“减遨乐,毁
淫祠,伐江渎庙木修府”,认为“所谓众不善者,乃可谓最
命焚书于庭,卒亦无变” 。何君耕知蜀州,“抚摩善
良,绳治奸猾,郡以大治。盗复起邻邑,州民惊扰。公立
[
43]380
木四门,大书曰:‘率众劫民财者斩。’”
薛塾为兵马
[
37]1261
善者也” 。宋祁《宋蒋堂字希鲁赞》云:“蒋侯挺挺,
天与严方,徤而文明,不逢不将。始治蜀人,政未及孚,
纤者嫉侯,膏吻腾诬,侯政已孚,蜀人熙熙,侯坐徙官,远
近惊咨。……子产相郑,先谤后歌,来世视之,谓侯如
监押,“蜀民易揺,喜倡事以相惊呼,遂缘为乱”,“旁郡呼
曰‘盗将大至’,公能以重镇之,州卒无事,民恃以
[7]920
安” 。司马池为建德、郫县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蛮
将入寇,富人争瘗金银逃山谷间。令闾邱梦松假他事上
府,主簿称疾不出,池摄县事。会上元张灯,乃纵民游
[
6]938
何。”
有关蜀守的流言多为诬词,属于“凭空捏造、主观杜
撰的政治信息”,“蕴涵着特定的政治情感倾向,体现出
[14]9903
观,凡三夕,民心遂安” 。这一系列流言事件的很快
[44]402
平息,皆得益于主事者“镇以静重” 。而在处理汉夷
关系问题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真假难辨的军事信
[38]107
人们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心态” 。作为最高统治者来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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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盐务;而程戡在蜀,筑城浚池,斩杀彭州流言惑众
息,以“静重”处之,同样是化解危机的有效方法。京镗
除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先是,威州之蛮,其俗相
杀者,偿以钱,即解而去。至是蛮有与吾兵人斗者,声言
将入郛,守臣请避之。公笑曰:‘我在此,蛮何敢尔! 此
必侩者教之,若竿侩者之首于境,则彼不敢动。’太守揭
[
25]170
者 。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广源蛮侬智高的所有信
息。仁宗至和元年六月乙未,“诏益州路钤辖司,应蛮人
出入处,皆预择人为备御。时黎州言侬智高自广源州遁
[23]4263
入云南故也” 。二是从至和元年七月至二年正月,
蜀地从流言泛滥,到复归于平静。程戡离职回京就任参
知政事,其间由转运使高良夫暂代行其事。蜀地形势急
转直下,“秋七月,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转而闻之
益,云南疑,若少动,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缙绅从而信
[8]681
公之令以示之民,蛮即退” 。陈安定移监成都军资
库,邛部首领牟墨“忽纵十余蛮入市,欧攘人物。君不复
用夷法,即擒于市杖之。牟墨大惧,负装驰出,济大渡
河,君以赆物追付之。既去,衔君辱其徒,且声言将举兵
入以为报。州人咸恐,本路帅亦移书诘责,戒自为备。
君度其势不足虑,后终无能为患。其沉识处事多如此
[6]459
之焉” 。广源蛮侬智高在其叛乱被平定后逃奔南诏,
[49]584
进而收拾残兵攻蜀之说,使“人大惊哗” 。人们的转
[
45]664-665
类” 。
如果说上述军事流言的处理凸显的是地方守将的
个人才能,而“缓急方略类若此”、“沉识处事多如此类” “公众的焦虑在这段时间达到了疯狂的高峰” 。高良
相传闻,使流言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扩散,引发高度的
[22]1142
情绪反应,造成“边军夜呼,野无居人”
的混乱状态,
[50]35
的赞辞便是对其政治、军事才干的肯定与认可,那么,仁
夫在惊慌之余误判情势,紧急行动起来,“移兵屯边郡,
⑧
宗时期应对蜀地甲午兵起流言的过程更能反映中央和
[23]4306
益调额外弓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 ,并“移檄
地方的上下联动,“静重”实为化解此次重大危机的因应
之道。
属郡,劝民迁入城郭”,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蜀人久不
[51]97
见兵革,惧甚,汹汹待乱” 。宋廷一面催促新的益州
知州张方平赴任,一面调集陕西郡县兵力增戍黎州(治
今四川汉源)、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如此一来,非但没
有对动荡的局势产生丝毫的遏制作用,反而愈发不可收
拾,使危机进一步加深。“秦渭兵马,转送器甲,络绎阁
路。过两当驿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筑城,诸县弓手
辄增三倍团结,晨夕训阅。比及绵、汉,城皆启闭不以
时,民结坛社,相约保险,嫁娶不复待年,窖藏诸物,讹言
太宗淳化四年(993),蜀地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
因时值甲午年,故史称甲午之乱。王禹偁《上真宗乞江
湖诸郡置本城守捉兵士》云:“按司马迁《天官书》云:‘天
运三十岁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此常数
也。’古圣知其如此,设备以待,虽变不乱。国家以建隆
[23]1037
甲子岁下西川,甲午岁复乱,三十年之应也。”
甲午
[46]1389
之乱似是天运使然,实则“出于民怨” 。程遇孙《送
张安道赴成都序》云:“淳化之际,经制烬矣。赋税不均,
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武备日废,而不知讲;盗
贼日发,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席
卷。然则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
[25]267
相惊,动危纷然” 。这对上任伊始的张方平来说无
疑是严峻的挑战。他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思考,认为其传
言虚妄不实,其理由有三:一是世易时移,云南之地政通
人和;二是从大理至南诏、南诏至益州,其地相去数千
[6]460
[6]460
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
仁宗皇祐四年(1052)十二
里,山川险阻;三是朝廷怀远卭部诸蛮,已使其顺服 。
[
23]4384
[6]461
月,蜀地传言“岁在甲午,当有兵起” 。即是说,在即
将到来的甲午年(1054),蜀地会再掀“兵起”波澜。甲午
岁凶之说,源于蜀地民众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因此,得出“闾阎之语不足信,云南之警不足忧”
的结
论,并果断地做出处理:“诸所增弓手、筑城役夫即散遣
之,告诸州县察诸言语相恐,禁止诸嫁娶不如礼者,解诸
坛社。值上元观灯日,夕设盛会,因大启城诸门,三夜不
阖,民心乃定。徐究传言所来,乃卭部译人欲军马集境
上,规商贩之利。追其造谋者戮之,余投之湖湘之间。
乃具奏归秦渭戍兵,还器甲于岐雍,蜀土乂安如
[
23]4182
“
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 ,“淳化
甲午岁,盗起两川,蜀城俱溃,众号百万,直趋剑
[47]625
门” ,其规模、气势和影响之大更是给人留下了难以
[48]120
磨灭的印记。“‘记忆是一种重建’的心理规则” ,创
[25]267
伤性的社会情境使这样特殊的年份不仅“蜀父老识之”,
初” 。遣散弓手役夫、发布禁令、大开城门、追查信
源、奏归戍兵等一系列举措,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使蜀
地因迫近的军事威胁而激荡起来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如初。正如陈力丹所言:“一旦引起流言的因素消失,流
[
25]170
更是“深以为恐” 。
针对甲午兵起之说,从中央到地方均严阵以待,采
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这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皇祐四年十二月到至和元年六月,朝廷一方面选
[
言也会较快地消退。”
52]104
对此,明人祁承爜《牧津》卷四
派能吏入蜀主政或巡查,并整肃吏治,减免额外征收。 《消弭下》评价道:“方平素喜谈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
如仁宗先命程戡知益州,再派盐铁判官燕度入蜀督察地 即流言非妄,亦不惧其为边境扰,故一味镇之以静,其中
150
方
燕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自有料理,若谓遣戍卒张灯开城,只此见张公才略,方平
异流言的制胜法宝。
[
36]84
不若是之疏。”
张方平在蜀地流言四起、形势危急之
神宗时,李逢知丹棱,“东馆僧持悔过忏罪之说,率
其徒早夜讲佛书,听者逾百数。浮士造飞语,指为妖讹,
以乱上之人聪明,且以媒进。提点刑狱者信其言,移文
委君急捕,连逮坐系者将众,人情大骇。君曰:‘此岂有
巨恶?不过以其教诱民而从者偶多尔! 安足深咎? 遂
下,能以静制变,镇抚得体,实因成竹在胸,尤其是对信
源的一查到底,更成为澄清、瓦解流言的关键所在。但
这却与有关史籍所载造谣者颇有出入。苏辙《龙川别
志》卷下云:“公徐问智高入蜀之报,本雅州蕃牙郎号‘任
判官’者所为。遂呼至成都,诘其敢虚声动摇两蜀情状,
将斩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举家数十口系雅州狱,
身自入蕃,穷问智高诣实,通月不至,请举家为戮。公久
之乃许。任如期至,得晓云南书,言智高至南诏,复谋为
[4]744
宽其狱,蒙宥颇众。”
程顥之父程珦知汉州,“中元节
宴开元寺,盖盛游也。酒方行,众呼曰佛光见,观者相腾
[56]649
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动,顷之,乃定。”
胸中有识
断,方可安坐不动,处之泰然,“佛光”之说遂得以迅速瓦
[51]97
乱,为南诏所杀。公乃释任而奏其事。”
张方平通过
解。明人祁承爜《牧津》卷二十六《守正下》评论道:“讙
[
36]394
密查暗访,找出制造流言的重要人物任判官,再以斩首
示众使其畏服,进而放其前往蛮部打探虚实,终于获知
侬智高已死的重要信息。与此不同的是,关于流言的主
导者和操纵者,苏轼《张文定公方平墓志铭》称:“得卭部
言佛光,原无关系,惟静坐乃能定哗。”
仁宗时,吴中复知嘉州犍为县,“峨眉人凭灌口神以
讹言起祠庙,夜聚千余人,中复白钤辖司,配首恶而毁其
[21]1490
庙。”
宋代蜀地对灌口神的崇祀十分普遍,据洪迈
州之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枭首境上,而配流其余党于 《夷坚志》丁志记载:“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至
[
21]372
湖南,西南夷大震” ;而王鞏《文定张公乐全先生行
状》则说:“于时侬蛮逋诛,实逸在云南,故谍者乘而扇
动,后此蛮竟为云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执在
八字,王置监庙官视五岳,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
及因事有祈者,无论贫富,必宰羊,一岁至烹四万口。一
羊过城,则纳税钱五百,率岁纳可得四十万缗,为公家无
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有位,下逮吏
[25]267
京师犹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
尽管各说
[
57]1017-1018
不一,但从中不难看出,令蜀民人人自危的流言,“以事
件为实体的内容是虚构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制
民,无不瞻谒。”
因灌口神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
58]42
蜀地“通过神的介入蛊惑民心”
的流言和事件时有发
[
53]430
造” 。
生。前文言及的蜀守陈琳,就因有人假托灌口神李冰之
子名号聚众置官而高度警觉,“捕其首斩之,而配其社人
(三)蜀地灾异流言的应对
[23]2547
灾异流言通常是以不寻常的面貌出现,其突出特点
于内地” 。同样地,“峨眉人凭灌口神以讹言起祠
庙,夜聚千余人”,在犍为县令吴中复看来,也属非同寻
常之事,此风不禁,恐生变乱,因此,他果断地采取措施
严加制裁,发配首犯,捣毁祠庙,将之连根拔起,以绝后
患。
[
54]绪论,1
是“传播内容上的‘妖魔化’” ,有着奇异的想象、
夸张的语言或离奇的情节。宋代蜀地这类流言的频出,
[23]4928
[55]105
与“蜀人好祆祀” ,“多信鬼巫妖诞之说”
的民
间风尚不无关系。
太宗淳化年间,张咏出知成都,当地盛传“白头翁午
三
余论
[
31]112
后食人男女” 。这一恐惧性流言使郡县群情哗然,
一时之间到处弥漫紧张气氛,家家户户如临大敌,时近
傍晚就不敢外出,路上人迹断绝,这对有着性命之虞的
受传者来说实属本能的防御反应。张咏召来犀浦知县,
命其迅速查清此事,并面授机宜,如何寻找食人妖怪流
北宋时期,蜀地因其重要性和离心性牵动着统治者
敏感的神经,使其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徘徊和纠结。蜀地
特殊化政策的实施,尽管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有时却也
过犹不及。对这一地区的高度警惕和着意防范,使蜀地
不少官员畏手畏脚,或谨慎有余,甚至殚精竭虑,防民胜
于救火。
⑨
[31]112
言的信息来源,教其将“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
锁
定为目标对象,并在市肆间进行明察暗访,人群中“大言
事实上,北宋统治者在治蜀问题上也有着清醒的认
识。宋初蜀地民变、兵变频频发生,出于对蜀人“易动”
[
31]37
其事”
者即为流言的始作俑者。犀浦知县如其所说,
果真于次日便将造谣者捉拿归案,并解送至成都,张咏 “善乱”的认识,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蜀地官员都有不少
将其诛杀于市。至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案顺利告
破,被搅动得天翻地覆的地方秩序复归于平静。事后,
意在安民的举措。比如,在对待蜀地募兵、增税等问题
上,本着免于扰民的原则而妥善处理。太宗淳化二年
张咏颇有感触地说:“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 (992),“三司尝建议剑外赋税轻,诏监察御史张观乘传
[31]37
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厌胜。” “识断”意
即决断而有识见。临事果断,深谋远虑,是妥善处理灾
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观上疏言:‘远民易动难安,专
意抚之,犹虑其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 设使积粟流行,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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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72
用输京师,愈烦漕挽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安
全之策,徒敛怨于民,未见国家之利。’上深善其言,因留
兵民晏然” ;程珦知汉州,“蜀俗轻浮,而公临之以安
[56]731
静” 。“镇以无事”、“默为经略”、“临之以安静”等,
其核心在于“清静为政”,从而达到安抚人心、稳定秩序
的目的。
[23]711
不遣。”
神宗熙宁九年(1076),“成都府路转运司言:
‘钤辖司已榜示,有物力人户愿以人丁随官军往茂州助
讨蕃贼者,候事平日奏闻加赏。’上批:‘蜀人既素不习武
事,所募必亦不多,徒为张皇,使人情惊动,可速令止
从统治者角度来说,治蜀方略的选择和制定应取决
于变化了的地方社会形势,恩威并施,宽严结合,宽猛兼
济。徽宗大观、政和年间,席旦先后两次出任成都知州,
[
23]6731
罢。’”
每逢蜀地遭遇自然灾害,朝廷常常遣使安抚。
如仁宗宝元二年(1039)八月,两川发生严重饥荒,“遣使 “公至,则按吏若民之尤无良者,草刈而禽狝之,一道大
体量安抚韩琦、利益路蒋堂、梓夔路琦,所至赋役烦急者
震,众由是咸知公之猛。政和中,诏又以公再镇成都。
成都之人仰公威德,前期相戒,莫敢犯令,其奸究闻风而
奔遁。众谓公来必仍其旧。公至,则大济威严,父诏而
母鞠之,遂以无事。众由是咸知公之宽。……其镇成都
也,可谓猛以济宽矣;其再镇也,可谓宽以济猛矣。不侮
悉轻减蠲除之,逐贪残不职吏,罢冗员六百余人,活饥民
[59]230
一百九十余万” 。朝廷“专意抚之”,而地方官亦不
乏为政宽简者。如薛奎守蜀,“蜀人喜乱而易揺,公既镇
[31]62
以无事,又能顺其风俗” ;程琳知益州,“蜀人轻而喜
乱,公常先制于无事,至其临时,如不用意,而略其细,治
其大且甚者不过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皆不能窥其
[6]465
矜寡,不畏强御,猛以济宽,宽以济猛,可谓君子矣。”
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灵活的调整和处理,或
[7]463
所为” ;赵忭知成都,“默为经略,而燕劳闭暇如佗日, “猛以济宽”,或“宽以济猛”,实为治蜀之精要策论。
注释:
①
本文所用“流言”一词,意为一种经由私下的或公开的渠道所传播的有关人和事的未经证实的、不确切的信息。有关宋代蜀
地流言的专门性探讨,目前仅见于黄博《甲午流言:承平时期的内忧外患与危机应对———北宋中期四川政治与社会研究》
(四川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改发表的《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②
有关宋代在蜀地治理过程中实施的特殊化政策,学界已有颇多的成果。如葛绍欧《北宋对四川的经营》,《台湾师范大学学
报》1982年第27期;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
1
987年版;林文勋《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余蔚、任海平《北
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
卫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版;官性根《宋代成都府政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
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粟品孝《成都通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宋朝在四川实
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化雨《南宋绍兴前期的中央遣蜀帅臣》(《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金生杨《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贵州文
史丛刊》2014年第4期)等。
③
④
据杨万里《宋故太保大观文左丞相魏国公赠太师谥文忠京公墓志铭》载:京镗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府知州,在蜀施行
宽政,其中有“首罢觇者以安疑情”之举。参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二十四,《宋集珍本丛刊》第55册,北京:线装书局
2
004年版,第681页。
金生杨在《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4期)一文中认为:自公孙述
据蜀之后,蜀中渐有割据乱事;南朝时,蜀人“乐祸贪乱”、“易动难安”的观念正式形成;蜀人好乱,既成为历史事实,又成为人
们对待蜀人、蜀地的基本观念。曹鹏程《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期)
一文就宋代不同时期的蜀地形象进行梳理探讨后认为,北宋初期,蜀地给人“易动难安”的印象;北宋中期,人们对蜀地的观
感有所改善;到北宋末年,因赵谂之乱,蜀地再次遭到宋廷的猜忌和防范;南宋时期,随着蜀地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蜀士的政
治、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蜀人好乱”之说逐渐沉寂,蜀地形象彻底改观。
⑤
⑥
⑦
参见: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的史源学思考》,《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参见:马剑《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关于宋初蜀地筑城一事,因太宗的反对而作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0页)卷四十二载:“至道三
年九月丙子,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辅臣或曰:‘蜀地无城池,所以失其制御。’上曰:‘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
乐业,虽无城可也。’”
152
方
燕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⑧
黄博《甲午流言:承平时期的内忧外患与危机应对—北宋中期四川政治与社会研究》(四川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将甲午流
言作为一个考察四川政治与社会的平台,通过对甲午流言兴起的地方性背景、流言困扰下的民众与形势,中央与地方应对
措施的分析,以小故事展示大历史;在此基础上修改发表的论文《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则围绕甲午流言所引发官民的集体性大恐慌,通过对参与其中的各种力量的探讨,以呈现地方政
治运作的多种样态。此外,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方燕《宋
代讹言的传播和控制》(《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对甲午流言也有所涉及。
⑨
“归明人”是宋时对投附归顺中原王朝的部族人口的特定称谓,宋统治者对其采取既优待笼络又严加控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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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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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orandGovernanceofShuintheNorthernSongDynasty
FANGYan
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
Abstract:Earlierstag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witnessedfrequentsocialupheavaland
turmoilinShu,whichwasattributedbygovernorstoShupeople’sinstabilityandlikingfordis-
turbance.Thepseudo-environmentformedbetweenrealityandimaginationbecamethebasisof
governors’implementingspecialpolicyandinformationcontrolinShu.Aimingattheproblemof
political,militaryandcalamityrumorsinShu,alllevelsfromcentraltolocaldidtheirdutiesto
disintegraterumorsorjointlyattackedtocalmthingsdown,ordispatchedanenvoyandtookqui-
etapproach,allofwhichhadactualeffectivenessoninformationcontrolandstablelocalorder.
Keywords:rumor;earlystag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Shu;informationcontrol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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