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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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2
021年5月
Vol48ꢀNo3
May,2021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李长银
ꢁ
ꢁ摘要: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
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
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
“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
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关键词:王国维;“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中国近代古史学;顾颉刚;钱玄同;杨宽
DOI1013734ꢂjcnki1000-5315202103020
收稿日期:2020-09-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外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研究”
(18JHQ052)、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古史辨派’与中国传统学术转型”(2020GN025)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长银,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
转型史研究,E-mailꢃlcy3278@126com。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除“释古派”之外,还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一派则
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大体来讲,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上,这两大学术流派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其
中,“疑古派”“以纸上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伪”,“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而“考古派”则
“
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历史的真象”,“以建设真的古史为职志”①。要而言之,无论是在研
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两派之间都存在大相径庭之处。
不过,“疑古派”与“考古派”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根据现有资料,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
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往往被以顾颉刚为
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自家的“疑古”之说,从而间接地推动了这场学术运动的发展②。关于这一问题,过
往学界已有初步认识③,但尚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开拓空间以及辨正的必要:第一,在研究视野上,过往的研究成
果局限于对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或比较,忽视了王国维在“古史辨运动”中起到的间接推动作用;第二,
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对于王国维与顾颉刚之间学术关联的处理过于简单化、线条化,以致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①
②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辑,第28页。
与王国维相类似,“考古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傅斯年,虽然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古史重
建”的工作,但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参见:李长银
《“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兰州学刊》2017年第1期,第61ꢄ68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主要有两篇:赵利栋《<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浙江
学刊》2000年第6期,第109ꢄ114页;曹书杰、杨栋《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文史哲》2010年第3期,第146ꢄ
1
57页。
170
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偏差。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较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论题进行一次系统的再探讨。
一ꢁ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与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
在该文的“按语”部分,顾颉刚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此说一经问世,立即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
个原子弹”①,在当时的人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一场以“古史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就此登上
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根据现有资料,“古史层累说”的建立与证成,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禹
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中心人物。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禹的见于载籍”,以《商
颂·长发》为最古,而“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商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②。
这里所谓“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具体所指即是《说商颂》。王国维在此文中认为《商颂》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
并进行了论证,其中证据之一是“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
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③。
在顾颉刚看来,王国维的这一“古史新证”颇可成立,故一改之前的看法④,并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加以
采纳。
当然,“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才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基点。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即根据《诗经》中的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论证。此后,顾颉刚还找到了《秦公敦》、《齐侯镈、钟》等器物上的相关
记载。根据这两件器物的铭文显示,即“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但“他们都不言尧、舜”,似乎并
“
不知道有尧、舜”⑤。而这“两个有力的证据”正出自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但必须指出的是,王国维的本意
在于以此两个春秋时期器物对近人怀疑禹的存在进行释疑,使“知春秋之世东西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⑥,
而其客观效果则是顾颉刚非常“快乐”地用这两个证据论证了自己的“古史层累说”。
关于上述关联,由于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中有着明确提示,故较
容易被发现。实际上,还有一点,由于顾颉刚在论述中没有明确提示,故不易被人们察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
“古史层累说”的完善方面。正如学界所周知,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虽然得到了钱玄同的
称赞⑦,但也遭到了刘掞藜、胡堇人的尖锐批驳⑧。面对二人的批驳,顾颉刚又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开列
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指出,根据古书记载,“商出于
玄鸟,周出于姜嫄”,“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只是春秋之后,各民族始祖的传说才逐渐被归到一条线上,因此
“
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⑨。诚如杨向奎所言,有了这一标准之后,“才可以更明确地说明中国
古史之层累地造成说”ꢅꢆꢇ。由此看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可谓是“古史层累说”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本溯源,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之提出,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密不可分ꢅꢆꢈ。诚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4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关于《商颂》的年代问题,顾颉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最迟在1922年6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现代初中教科书
本国史》时,他还认为《商颂》为商诗;直到1923年1月,他在仔细阅读王国维的《说商颂》之后,才改变了看法。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中
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314页。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17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1ꢄ89页。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1ꢄ98、99ꢄ
1
01页。
⑨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05页。
ꢅꢆꢇ杨向奎《论“古史辨派”》,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ꢅꢆꢈ有论者指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阳修、洪迈、崔述、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相关论述
的启发(参见: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第120ꢄ128页)。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汤莹未能
对顾颉刚与王国维之间观点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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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予同所指出的,顾文的宗旨“原在阐明殷商时代社会的真相”,简言之,“据古文学派的解释,商、周两朝是同
父异母的两个兄弟的子孙所建立。商的始祖是契;他的母亲是简狄,他的父亲是帝喾。周的始祖是弃,即后稷;
他的母亲是姜嫄,他的父亲也是帝喾”。但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则“根据地下的新史料以与纸上的
旧史料相比较”,指出“殷、周的典章制度都不相同”,显然是“两个系统”。此后,“王氏的弟子徐中舒撰《殷周文
化之蠡测》一文,直言殷、周系属两种民族”。此外,胡适、傅斯年等“都受这种见解的影响”。因此,“三代王统道
统相承之传统的观念”遂“完全由动摇而推翻”。①
今按周予同的这一观察,堪称目光敏锐,但尚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和辨正的必要。具体而言,王国维并
没有完全反对所谓的“古文学派的解释”,其在《殷周制度论》中直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
际”,“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因此,“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
后,宜殷、周为亲”②。由此来看,此文并没有完全打破“夏、商、周三代王统道统相承之传统的观念”。
不过,王国维关于“殷、周制度不同”的发现,对此后的古史学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征诸史实,最先接受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进一步加以论述的是顾颉刚。早在1921年春,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之
际即读到了《殷周制度论》③,之后又分别于1922年4月、10月对该书进行了仔细阅读④。不仅如此,顾颉刚还
接受了王国维的观点。《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中有“殷周秦汉间事可作课目”一则,在这则笔记中,顾颉刚罗
列了十三项可作课目的“殷周秦汉间事”,其中第二项课目是“武王革命”,拟写“当时革命的状况”、“周代的起
源”、“殷周的种族分别”以及“当时的种族”等内容⑤。今按第二项中的“殷周的种族分别”,虽然没有给出所据的
文献,但根据第三项课目的提示,则当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⑥。由此可见,顾颉刚之所以认识到“殷、周两民
族非出于一元”,主要是受到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暗示与启发。
当然,顾颉刚并没有完全接受《殷周制度论》的观点。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道及了第
一时间看完王国维等人著述的感受,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问题是
他们“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比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依据《帝系姓》的话说“尧舜之禅天
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
下”,乃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⑦。此后,顾颉刚又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⑧。由此来看,顾
颉刚虽然接受了王国维“殷周的种族分别”之说,但又扬弃了“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这一“古文学派的
解释”。
如上所述,王国维作《古史新证·禹》本意在于使“知春秋之世东西两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作《殷周
制度论》则在“阐明殷周时代社会的真相”,但令其始料未及的却是顾颉刚将这些研究成果“拿来”论证了“古史
层累说”,并进而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推翻“非信史”的标准。“新证”成就“疑古”,此为一例。
二ꢁ王国维的“二考”与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关于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不仅体现在“古史层累说”上,还体现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上。
1929年12月,顾颉刚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此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从积极方面研究《易经》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及“康侯用锡马蕃
庶”五个故事,第二部分则从消极方面说明《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圣道的汤武革命”、“封禅”及“观象制器”
①
②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辑,第28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31ꢄ232页。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他于1921年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工作时看过王国维在《广仓学宭》发表的全部著述(参见:顾颉刚编著《古
史辨》第1册,第28页)。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录在《广仓学宭丛书》第24册。
《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229、287页。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8页。
第三项课目是“周公摄政”,并且明确指出此课目“用《殷周制度论》”。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388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8页。
顾颉刚指出,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用意甚是,惟选择材料之标准过宽,遂使真伪杂糅,弗能精当”,此文所论“立嫡之制,封建之制,女子称
姓之制,为商之所无而周之自创则固有征”,但其所论之“据《帝系篇》谓商周为一民族”则“非也”。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
3
,第43页。
172
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四个故事,从而大致推定《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当在西周的初叶①。此文发表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古史辨》第3册上编所收录的文章,大半与此文有关。
探本溯源,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王国维“古史新证”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故事“王亥丧牛羊于
有易”上。关于这个故事,顾颉刚首先罗列了《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以及《周易·旅》上九“鸟焚其
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两段记载,并指出“这两条爻辞,从来的《易》学大师不曾懂得”,之后则进入
正题说:“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并在《楚辞》、《山海经》、
《竹书纪年》中寻出了他们的事实,“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这里所谓“王静安先生的研究”,
具体所指即是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对王亥和王恒进行的研究。关于王国维的这一研
究,顾颉刚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见”,然后在这一“发见”的基础上,对前引《周易》的两则记载进行了简要的诠
释,认为它就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故事②。
当然,关于这一学术关联,由于顾颉刚在文中有着明确的提示,故较容易被后来的学者发现。不过,近些年
来,有论者针对这一关联做出了这样一种推断,即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可
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至于顾颉刚的研究则是“捡了个大便宜”③。我们认为,此论存在着过于抬高王国维
而贬低顾颉刚之偏失。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论予以辨析。
于今来看,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决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国维
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写成于1917年,并且发表在《学术丛编》第14册上。之后不久,王国维又撰
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发表在《学术丛编》第16册上。1925年,王国维开始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所,并于任教之始开讲“古史新证”。根据后来整理的《古史新证》讲义,王国维当时根据之前发表的《殷卜辞
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撰写了《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但与之前的两文一样,此部分中关于“王
亥”的考证同样未见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换言之,王国维在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后的
八年里,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由此而言,将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
视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并不妥当。
其实,除王国维本人外,其他学者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也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关于这一论
断,最为棘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28年10月,容肇祖就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
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占卜的源流》的论文。在此文中,容肇祖对《周易》的成书年代进行探讨时汇集了六个故事,
第一个即是“王亥的故事”,但他又说这一个故事若“不是经王国维的发现,亦未易知其为何”④。准此而言,这一
《周易》中“王亥”的“发现”权,似乎应当归于王国维。
事实上,“史语所档案”中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最初拟定的目录一份,似乎可以作
为一个佐证。在这份目录中,不仅有容肇祖的《周易的起源及其流变》,还有顾颉刚的《周易中的古史》⑤。容文
即后来的《占卜的源流》,顾文即后来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不过,顾颉刚后来并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这篇论文。但这一份“档案”至少可以证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的酝酿写作时
间并不晚于《占卜的源流》一文。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的故事》一文“附记”中说,此文之作始于他1926年12月任教厦门大学之
时,但不久之后,该校发生风潮,此文的写作遂暂告一段落⑥。查《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可知此文写作始于1927
年1月4日(农历十二月初一),大概截止到1月末、2月初之间⑦;至于论文的写作进程,大约只草拟出了“积极
方面”的五个故事。由此可知顾颉刚所言不虚。更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与容肇祖当时同在厦门大学任教,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1ꢄ25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4ꢄ5页。
彭华《王国维与<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第53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163页。
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5页。
《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2ꢄ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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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十分密切;之后,二人又相继前往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2月,容肇祖在写成《周易的源流及其流变》一文之
后,还专程请顾颉刚过目①。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容肇祖之所以能够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实际是
受到了顾颉刚的影响。
除《占卜的源流》一文外,当时学界从“史实”的角度对《周易》的成书年代进行过探讨的,还有余永梁《易卦
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和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两文,但是此两文所举“史实”均不见“王亥的故
事”。更值得关注的是,郭沫若虽然在文章中转引了《周易·大壮》六五的“丧羊于易”,但却自注“易字与场
通”②。由此看来,无论是余永梁,还是郭沫若,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以进一步佐证王国维的
“古史新证”。
直到顾颉刚,这一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同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1926年6月之前,顾颉刚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关于这一论断,可从《顾颉
刚读书笔记》中得到印证。在《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有“《周易》著作时代”一则记载,兹转引于下:
《易》中人名、地名有“帝乙”“箕子”“岐山”“鬼方”等,似可信为西周初作。《系辞传》云:“《易》之兴也,
ꢁ
ꢁ
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此句可信。但下云“其文王与纣之事耶”,则不可信,因箕子成名固非文王所
及见也。《易》究竟作在什么时代,作《系辞传》的人也不知道,故作疑词。③
今按这则“笔记”作于1926年6月22日至11月30日之间。在这则笔记中,顾颉刚仅举了《周易》中的“帝
乙”、“箕子”、“岐山”、“鬼方”等人名和地名,未见“有易”。由此来看,顾颉刚在此时尚没有发现“王亥的故事”。
但不久之后,再次对《古史新证》研读一遍的顾颉刚,便在《周易》中发现了“王亥的故事”。在《周易》中发现“王
亥的故事”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在顾颉刚之前,无论是王国维本人,还是容肇
祖、余永梁、郭沫若等人,均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这一情况,直到顾颉刚才发生了变化。当然,
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确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密不可分,但决不能视之
为“捡了大便宜”。借用顾颉刚的“夫子自道”,这是一个“新发现”④。
问题尚不止如此。若从写作的旨趣来看,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
先王考》可谓大相径庭。顾文之作,首要致力于将“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周易》《易传》这两部书分
别开来⑤,进而破坏《周易》“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⑥。与之相较,王文则旨在通过“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
上之材料”,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⑦。诚所谓“与其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
去寻求古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⑧。但是,承上所述,王文的若干结论,却往往为
顾文所用。“新证”成就“疑古”,此又为一例。
三ꢁ王国维的古文字研究与钱玄同的经学研究
在“疑古派”阵营中,除顾颉刚之外,还有一位时常以王国维的“新证”结论来论证自己“疑古”观点的学者,
即钱玄同。因此,讨论“新证”与“疑古”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国维与钱玄同的学术关联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客观事
①
②
《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30页。
杜衎(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1期,第78页。此文后收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中。而且,郭沫若在该书中又指出,这一诠释出自《经典释文》(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2卷,第335页。
③
④
据《顾颉刚日记》1927年1月14日记载:“作《周易中的古史》约三千余言……一作文即有新发现,何其快耶! 相形之下,在酬酢写信之中费
去的时间更觉其不值得矣。”(《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6页)此处所谓“何其快耶”的“新发现”,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的“甚快”相对照,
具体所指很可能即是“王亥的故事”之发现。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25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自序》,第1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10页。
《学术通讯:姚名达ꢄ顾颉刚》,《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集第22期,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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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实①。
在“古史辨运动”中,钱玄同主要致力于经今古文问题研究。关于这一问题,此时的钱玄同有一个基本立
场,即主张打破“家法”观念,同时“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则至今仍依康、崔之
说”②。不过,在钱玄同看来,关于“古文之为刘歆伪作”,还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因为“康、崔君所考明者,在
年代之不符跟传授之伪造等等方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关于文字上之问题”③。因此,如果想要进一步论证
“古文之为刘歆伪作”,除“康、崔二君所考明者”外,还可以从文字入手。
承前所述,顾颉刚于1923年5月6日发表了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在该文
的“附启”中表示,希望钱玄同发表“辨《说文》的文字”④。5月25日,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做出了答
复:经康有为与崔适的证明,“壁中古文经”出于刘歆“向壁虚造”。“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许慎所记篆文、
所释形体,大都与甲文金文不合;而《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文金文不合;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奇
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的形体相去最远⑤。
探本溯源,钱玄同之所以认为《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骨金文不合,与王国维的相关论述密切相关⑥。
916年,王国维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中指出:“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
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⑦对比之下,二者在这一观点上基
1
本一致。而最迟在1922年9月,钱玄同即阅读过《广仓学宭丛书》第一集⑧,而《<说文>所谓古文说》即收录在该
丛书中。由此而言,钱玄同之所以能够形成上述认识,主要是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
当然,二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王国维虽然认识到壁中古文与殷周古文不合,但并不认为
壁中古文是伪文字,而且提出了新的观点。1916年,王国维在《<史籀篇证>序》中指出:“《史籀》篇文字、秦之文
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
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⑨此后,王国维又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并自许“此说之不可易”,并进行了论证ꢆꢅꢇ。
不过,钱玄同认为,此说“不但可易”,而且着实该“易”。1922年9月13日,《钱玄同日记》记载:
ꢁꢁ王君叙录中说“籀文”是西土文字,壁中古文是东土文字,他别有《汉代古文考》一篇畅发此论,其实大
错。我以为“籀文”较“小篆”略古,“钟鼎文”较“籀文”略古,“龟甲文”又较“钟鼎文”略古,而实一体相承,为
殷、周、秦三代的真字。那壁中古文则刘歆诸人所伪造者,其价值等于东晋伪《古文尚书》《汗简》《古文四声
韵》中之古字而已,决不可以迷古。ꢅꢆꢈ
此后,钱玄同又在《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一文中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王国维“不敢怀疑壁中书
①
有论者已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要撰写《桐乡徐氏印谱序》,主要是回应钱玄同对于《说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见: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
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ꢄ5页〕。不过,该论者未能根据《钱玄同日记》(该日记影印
本出版于2002年)及其他相关资料指出,钱玄同还以王国维的“新证”成果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惑经”之论。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41页。
②
③
④
⑤
⑥
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98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0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8ꢄ89页。
除了王国维之外,钱玄同之所以形成这一认识,还受到了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中相关论述的影响。参见: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98
ꢄ199页。
⑦
⑧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57页。
参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35页。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钱玄同在《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一文中转引了王
国维的《<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说文>所谓古文说》之后说:“王氏说《说文》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我从各方面研
究,知道这话极对。”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98页。
⑨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24页。
ꢅꢆꢇ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51页。
ꢅꢆꢈ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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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伪物”,于是将其视为“东土文字”,实为“无稽之谈”①。
钱文发表之后,虽然得到了王国维弟子容庚的支持,但却遭到了王国维的批驳。1926年8月18日,王国维
在写给罗福颐的信中说:“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
说。拟为一文以正之。”②所谓“近有人作一种议论”,指的便是钱玄同的上述论说。关于这一点,还可从王氏的
另一封信中得到证实。该年八九月间,王国维在回复容庚的信中说:“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
颉刚书,实如此说。”“钱君及兄所言,似未注意于战国时代多量之事实,且于文字演变之迹亦未尝注意也。”③
有论者指出:“从王国维作出反应的时间来看,他恐怕没有读到最先刊出钱玄同书信的刊物,获知这些‘议
论’的途径当系1926年6月印行的《古史辨》第一册。”④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上引第二封信中得到印证。这
里可以略为补充的是,在《古史辨》第1册出版的第二天,即1926年6月12日,顾颉刚便将该书寄给了王国
维⑤。不过,直到同年8月中旬,或许由于弟子容庚的问难,王氏才做出了“拟为一文以正之”的决定,此文即是
不久之后撰成的《桐乡徐氏印谱序》。
《
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撰作的有关古史和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⑥。在此文中,王国
维再次重申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然后对并世学人的异说进行了如下批驳:
ꢁꢁ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
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
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固当
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
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⑦
王国维在《致马衡》中自认“此文尚未能圆满”,但“此说当可成立”⑧。然而,此文不仅未能说服其弟子容庚,
更没有说服钱玄同。最迟至1927年1月3日,钱玄同便读到了此文,并进行了批驳。据该日的《钱玄同日记》记
载:
ꢁꢁ六时顷访叔平,和他谈及王遗少驳我之言。他说,《三体石经》之字见于六国之玺印、钱币、陶器,不能
斥为伪造。我谓此说适足证我之言。盖此实钟鼎正体之简体耳。文始于六国,而又出于玺印……则孔子
写经不用它可知。汉人所见秦以前的古字,除大篆外,唯见此种,故伪造古文经,即用此字耳。⑨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玄同并没有立即将这一与友人之间的私下学术交谈,行之于正式的文字之中。直到
1930年代初,钱玄同先是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重申了之前的“疑古”之论,即自从读《新学伪经考》以
及《史记探源》以后,深信“孔壁古文经”确是刘歆伪造的,康、崔二君所辨,伪证昭昭,不容否认。此外,他将殷之
甲骨刻辞以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了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一部分
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来看,“‘孔子书
《
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所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
论也”ꢅꢆꢇ。
之后,钱玄同又借为《新学伪经考》作序之机,对王国维的《桐乡徐氏印谱序》进行了专门的答复。钱玄同在
此文中指出,关于刘歆写古文经所用的“古文”,王国维曾考明其来源,极为精确,并在转引了《桐乡徐氏印谱序》
中的三段话之后说:“王氏这几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01页。
谢维扬等主编、傅杰等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页。
《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85ꢄ886页。
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页。
《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800页。
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48页。
《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35页。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685页。
ꢅꢆꢇ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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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秦的文字都不相合”,第二,“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第三,“这种文字的字
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根据这三件事实,更可证实“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足为康氏所
考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要言之,“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
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最后,钱玄同还不忘提及王
氏对自己的批驳之言———世人“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并表示王氏
有上述那么明确的好证据,却说出这样一句话,实在是太可惜了!①
前已指出,王国维此文之作,一方面重申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另一方面批驳了钱玄同的
“疑古”之论。然而,心理事实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王国维“古史新证”的这一结论,再次被钱玄同拿来反证康有
为的“疑古”之说———“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新证”成就“疑古”,莫过于此也。
四ꢁ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与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
在“疑古派”阵营中,除顾颉刚和钱玄同外,最善于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的结论拿来证明自己的“疑古”之
说的,莫过于被视为集“疑古”的古史学之大成的杨宽了。因此,讨论“疑古”与“新证”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王
国维与杨宽的学术关联,有必要予以专门的论述。
1941年6月,《古史辨》第7册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其中,所占篇幅最多的即是
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在此书中,杨宽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此即“神话演变分化说”。关于此说的要旨,
杨宽在该书的第一篇中说:“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其中,“若帝俊、
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东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少皞、羿、契之为殷人东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话,益、句芒之为
东夷之鸟神及祖先神话……颛顼、尧之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话,禹、句龙之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话”,
总之,此“皆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但“此类亦仅为殷、周东西两
氏族原始社会之史影而已”,并无“所谓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统”②。
在一定意义上,杨宽之所以能够形成上述认识,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关于“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认为,“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两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
合”。关于这一认识之由来,杨宽在该书第一篇中有言:“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二大系”,故“其神话
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二系”;关于东系民族,杨宽转引了徐中舒、傅斯年、陈梦家、姜亮夫、胡厚宣、刘师培诸家的
相关论述;关于西系民族,则转引了章太炎、傅斯年、郭沫若诸家的相关论述③。由此来看,关于“吾国古代民族,
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两系”这一认识,得之于当时学人的研究成果。
关于杨宽在书中所引诸家的论述,这里可以略为补充的是,王国维早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就已通过“二
重证据法”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④此论问世之后,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中舒、傅斯年、郭沫若诸家所论,无
不源于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如此来看,杨宽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时,虽然没有转引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但这并妨碍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杨宽之所以能够提出“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两系”,故“其神
话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两系”的观点完全可以说是受到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影响。
第二,关于东系民族的神话,杨宽说,“若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关于这一论
点,详尽的论证见于该书的第七篇“舜与帝俊帝喾大皞”。该篇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帝俊与帝喾”、“舜与帝俊
帝喾”、“大皞与帝喾帝舜”、“论帝俊、帝喾、帝舜等为殷人东夷之上帝”以及“帝俊之世系传说”。要言之,杨宽在
这一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第53页。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7、42页。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55ꢄ56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31ꢄ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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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个宏观的论点一样,这一具体的论述同样与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比如在“帝俊和帝
喾”部分中,杨宽在转引了王国维“证高祖夋、帝俊与帝喾之为一”的三个证据之后,又列举了两个证据,之后得
出了“帝俊与帝喾之传说密合若是,其为一帝之分化无疑”的结论①。又如在“论帝俊、帝喾、帝舜等为殷人东夷
之上帝”部分中,杨宽在转引了郭沫若的观点之后,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帝俊、帝喾、帝舜等之本为上帝”②。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的观点之由来,主要出于王国维在卜辞中发现的“夋”。总之,杨宽之所以能够总结
出“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之上帝及祖先神话”这一结论,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夋》
密不可分。
不过,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虽然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但二者的立意完全不一致。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之作以及“神话演变分化说”之提出,旨在论证“古史
传说之纷纭缴绕,据吾人之考辨,知其无不出于神话。古史传说中之圣帝贤王,一经吾人分析,知其原形无非为
上天下土之神物”③。与之相反,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之作“原在阐明殷商时代社会的真相”,至于《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之作则旨在论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概而论之,在王国维看来,“上古之事,传说与史
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④。要而论之,王
国维的“古史新证”之作旨在从“传说”中挖掘出“史实”,杨宽的“疑古”之说则致力于将“传说”还原为“神话”,二
者立意可谓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二者的立意虽然存在尖锐的对立,但对立并不能否定关联。进而言之,杨宽一方面摒弃了王氏
“新证”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借鉴了其“新证”的具体成果,从而进一步提出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神话
演变分化说”。“新证”成就“疑古”,此又为一例。
五ꢁ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作为“考古派”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
动”持批评态度,借用他的“夫子自道”,这一态度即是“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然而,“心理事实”不等
于“历史事实”,他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
家的“疑古”之说。由此观之,王国维可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
不过,本文之写作宗旨,绝不仅仅在于得出这一直接的结论,更在于通过上述史实考察而为相关的学术研
究工作提供以下若干思考。
第一,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地位需要重新估定。过往学界几乎一致认为,王国维是“考古派”的主
要代表,其运用“二重证据法”开启了重建真实上古史系统的工作,故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古史学的建设者。但其
实,王国维在近代古史学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此。通过本文的史实考察可知,王国维还从对手的角度间接地参与
了“古史辨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学术运动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古史学上,王国维不仅是近代古
史学的建设者,还是传统古史学的间接破坏者。
第二,“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因缘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拓。大体来讲,“古史辨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坛迅
速兴起与发展,有赖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提倡与推动以及同情者的肯定和支持。但实际上,还与其他学者的批
评甚至否定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引起双方的辩论,进而推动运动的发展;而且真理愈辩愈明,双方通
过辩论,各自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有时甚至可以有效地利用对方的观点或材料来论证自家的观点。本文
所论即是一个例证。因此,若想有效地解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要侧重“古史辨派”学人的内部努
力,还要兼顾其他学者的外在批评。
第三,“古史辨派”的学术评价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自“古史辨派”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李玄伯、陆懋德
①
②
③
④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32ꢄ133页。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40ꢄ142页。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229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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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等人即开始批评,该派学人限于古书考辨,未能举出考古上之材料,故不能解决古史问题。此后,这一评价愈演
愈烈。直到20世纪末,呼吁“走出疑古”的学者还一再批评说,该派学者的缺点之一即是“以古书论古书”,故
“
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①。但其实,这一评价不能成立。仅就本文所论,无论是顾颉刚、钱玄同,还是杨宽,都未
仅仅“以古书论古书”,反而都参考了王国维的“考古”成果。由此来看,若想对“古史辨派”进行客观的评价,有
必要摒弃这一主观的偏见。
第四,中国近代古史学书写问题尚需进一步修正。承前所述,周予同在《五十年之中国新史学》一文中指
出,无论是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之间都
存在较大的差异。这里要补充的是,周予同还指出,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考古派”对“疑古派”提出了“修正
意见”②。至20世纪末,呼吁“走出疑古”的学者,如李学勤等人,则进一步认为“信古”、“疑古”与“释古”代表了
中国近代古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故主张以“释古派”的代表人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纠正“疑古派”的“不足
之处”,从而“走出疑古”③。于今来看,上述观点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仅就本文而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
派”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或曰“释古派”之间的“方法”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绝不存在高下之分。因
此,二者并非是前后递进的关系,而是左右平行的关系,且存在一定的学术关联。这或许更接近“近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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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modernresearchonChineseancienthistoryꢀthereisastrongacademic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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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hadalwaysbeencriticalfortheꢋdoubtingancientꢌschoolandꢋDiscussionofAncient
HistoryMovementꢌ Hepreferredꢋtoconstructratherthantodestroyꢌ Howeverꢀwhat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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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FathersandKingsintheOracleBonesofYinRuinsSystemsandInstitutionsinthe
YinandZhouDynasties OnChineseCharactersoftheHanDynastyandPrefaceofthe
ChineseEngravingofXuAninTongxiangwerealltakenbythedoubtingschoolpresente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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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MovementꢌꢎmodernresearchonChineseancienthistoryꢎGuJiegangꢎQianXuantongꢎ
YangKuan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辑,第25页。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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