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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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1月
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1
January,2020
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
———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周春艳,力之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探讨《文选》是出于众手还是萧统独自编撰,先需弄清楚其编撰工作量如何与“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诸
说出现之背景。跳出《文选》而将之与《文心雕龙》比观,便知撰《文心雕龙》相关之22篇,其工作量已远大于编《文
选》的;在“选学”大兴之背景下,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穿凿附会者。将“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一类说法置于
“
网络中”考察,无一经得起推敲。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可知,《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
出于众手。
关键词:《文选》;《文选》编撰;编撰工作量;“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说;萧统独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1-0126-09
收稿日期:2019-05-03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中古社会与《文选》文研究”(YCBZ2019028)。
作者简介:周春艳(1985—),女,广东化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选》研究;
力之(1956—),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前文学与文献研究。
迄今为止,《文选》成于众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仍为学界之主流观点。支撑这一观点之理由
主要有二:其一,编撰《文选》之工作量巨大,非一人所能胜任;其二,唐宋时分别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
“(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之说。问题是:就前者言,持此说者未能跳出《文选》来考察《文选》,而跳出
《文选》来考察《文选》便不难知编辑《文选》之工作量远远小于撰写《文心雕龙》的,即一人完全能胜任;就后者
言,持此类说法以证明《文选》出于众手者,更多的只是将问题放在直线条上考察而非置于“网络中”细究,而
置于“网络中”细究便不难知:随着“选学”蔚然而兴,有关《文选》编撰之种种传闻亦随之而来,且其中有“不难
知的误说流行千年不止”者在①,故此类说法难以成立。换言之,就考究《文选》之编者到底是昭明太子一人
还是“萧统与刘孝绰等”言,这二者至为关键,然就笔者目力所及,向来似乎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层。明乎此,
我们再来探讨迄今仍占主流的《文选》成于众手说能否成立这一“选学”之基础性问题。本来,力之已发表过
论文辨证《文选》之编撰乃昭明太子萧统一己所为而非成于众手②,然当时尚未充分注意到将编撰工作量如
何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产生之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而将这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更能说明问题,且鉴于
①
②
详见: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关于一不难知的误说流行千年不止之思考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6期。又,再引同一文时略去副标题。
参见: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
不能成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分别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1
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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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艳
力
之
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这一问题于“选学”之重要,故今再为此小文以辨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
一
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
在笔者看来,探究《文选》是成于众手还是昭明太子独撰,弄清楚《文选》编撰工作量之大小和“萧统与刘
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尤为重要,然向来之持《文选》成于众手说者每多忽之,故下面先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
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力之在此前之相关论文中已论证了其远不如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
加上其“文之枢纽”中之《辨骚》与“剖情析采”中之《才略》这22篇的大①。这里,为了更“贴近”后文之研讨,
故再从另一角度略而说之。诚然,乍一看,由于《文选》与《文心雕龙》为书之性质不同,故二者之工作量如何
似无可比性。然据《文心雕龙·序志》所说,可知除《序志》外,《文心雕龙》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与“剖
情析采”三大部分。其中,“论文叙笔”———《明诗》至《书记》20篇所论各文体往往涉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
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②四个层面,而“选文以定篇”之“选文”与《文选》选文即“有着实实在在的可
比性”③。另一方面,就二者涉及之文体数言,《文选》分为39类,《文心雕龙》之《辨骚》加《明诗》至《书记》这
1篇则总为36类④。此中,《文选》录1ꢀ3首者共有23类⑤,而录4首以上者仅16类;至于《文心雕龙》,则
只有《移檄》之“移”提及仅三家/文,而其他35类提及之作家/作品均多于此数。另外,“剖情析采”中“褒贬”
90余位作家之《才略》,从一定之意义上可说为全书或“论文叙笔”部分总的“选文以定篇”者。明此,便可得
知:编《文选》之工作量比之撰《文心雕龙》要小得多。兹为具体可感计,拟以《文选》之“诔”“碑文”“墓志”与
《文心雕龙》相应之《诔碑》略作一比较。《文选》李善注本卷56ꢀ57“诔”收曹子建《王仲宣诔》、潘安仁《杨荆
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与《马汧督诔》、颜延年《阳给事诔》《陶征士诔》、谢希逸《宋孝武宣贵妃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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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8文 58ꢀ59
“碑文”收蔡伯喈《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王仲宝《褚渊碑文》、王简栖《头陀寺碑文》、
,
卷
4
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等4家5文,卷59“墓志”收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1家1文;而《文心雕龙·
诔碑》篇全文如下: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才,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详
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
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
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
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 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
改盻千金哉! 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
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
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
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
海》,云“白日幽光,雰雾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功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
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碑之意也。又宗
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
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
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
为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
①
②
③
④
⑤
力之《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与<文心雕龙>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4页。
力之《论<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杂文》以其“《对问》”“《七发》”“《连珠》”三者替之,而不计《书记》之24种附类者等。
其中,“七”之《七发》《七启》《七命》与“文(策文)”之《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各均作一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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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
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
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赞曰: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①
按:是篇“诔”之部分———开头至“承流而作”为“原始以表末”(其中,“诔者,累也……旌之不朽也”为“释
名以章义”),“扬雄之《诔元后》……弥取于功矣”为“选文以定篇”,“详夫诔之为制……此其旨也”为“敷理以
举统”;“碑”之部分———“碑者,埤也……故曰碑也”为“释名以章义”,“周穆纪迹……犹封墓也”为“原始以表
末”,“自后汉以来……最为辨裁矣”为“选文以定篇”,“夫属碑之体……同诔之区焉”为“敷理以举统”。而于
此,刘勰说“诔”,论及扬雄、杜笃、傅毅、史孝山、崔瑗、潘岳、崔骃、刘陶、曹植等9家之文;说“碑”,论及蔡邕、
孔融、孙绰等3家之作;而其论文体虽不及“墓志”,然《文选》于本体所选仅任昉1家,而任昉有多类文章为昭
明太子所选录,故《文选》设此一体无需花什么工夫。简言之,昭明太子于此三者所花之工夫,至多与舍人撰
《诔碑》篇之两处“选文以定篇”同。而《诔碑》篇这两者(358字)之篇幅仅为其全文(725字)之一半。②
另外,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陈延嘉先生在其《萧统主编<文选>之地位不可动摇》一文中说:
我们赞同力之编撰《文选》工作量不大的意见。我们认为,力氏把《文选》与《文心雕龙》等的工作量
进行比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做法。③
在接下的一段中,其以自己编撰文集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旁证”:
我与同窗王存信先生编著《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百篇》,是在点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严氏《全文》已经比较熟悉了。由于严氏的“全”但不收《尚书》《史
记》等著作,我们又从其他著作中选取了一些。两者相加,从“选”这个角度看,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工作
量并不大。花费更多时间的是其中的《题解》。我们的《题解》与刘勰的工作相差何啻孙悟空的一个筋
斗! 但就其评论的性质而言是有相似处的。所以我们认为,萧统在编撰《文选》时,依他的天才和知识储
备,选录的取舍工作量不会很大。而选录的取舍是编撰《文选》的决定性环节,故萧统是主编毫无疑
问。④
此“旁证”乃经验之谈也,甚可佐证力之的编《文选》之工作量远小于撰《文心雕龙》之工作量说。至于陈先生
之“故萧统是主编毫无疑问”说,则似未尽然。⑤
(二)关于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问题
以“萧统与刘孝绰等撰”一类说法作为《文选》出于众手之文献支撑时,首先须要注意的是其出现之背景。
否则,前提错了,演绎所得如何,可想而知。于此,我们当知隋唐间随着“选学”之兴起,各种有关《文选》编撰
之传闻亦随而出焉。此中,时有类《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李纨所说的“关夫子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
①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427-461页。
在《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一文中,力之曾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相关部分———“论文叙笔”20篇加《辨骚》与《才略》分17类进
行具体比较。而除这里之比较(即其“6”)外,其余16类,仅“14”之《文选》“笺”“奏记”“书”“行状”与《文心雕龙·书记》比较所得为“编‘笺’
‘奏记’‘书’‘行状’所花的时间,充其量与撰《书记》篇等”外,其余15类均《文选》方面之工作量要小或小得多,且《文心雕龙》方面之各类多仅
涉及其“选文以定篇”部分。
③
④
⑤
陈延嘉主编《文选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1页。
陈延嘉主编《文选学研究》第一辑,第41-42页。
陈先生认为“东宫学士并非为编撰《文选》而设,但昭明太子有意编撰之后,学士协助应是合情理的”,并说“学士的协助可能在三个方面”:“1.
查找资料。……昭明初步确定篇目后,这些诗文不一定都在他手边,让学士去查找。2.昭明让学士就篇目、文体等提供意见。……3.对《文
选》诗文的语言进行修改。钱锺书认为……在语言修改问题上,既有昭明之为,又有文选楼学士所为。……后者,如钱氏引朱彝尊《曝书亭
集》卷五二《书<玉台新咏>后》云:‘……裁剪长短句作五言诗,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选楼中学士之手。’”(陈延嘉主编上揭书,第43-44页。)笔
者认为:其一,与参编无关;其二,“昭明让”云云只是猜测,所引材料证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其三,“文选楼中学士”说,大有问题(详参:力
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一文)。因之,陈先生这三点证明不了东宫学士参编《文选》。即萧统是编撰《文选》而非主编《文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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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许多的坟? 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①之“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
者(“关夫子”,即关羽,《三国志》有传,见《蜀书》六)。如唐景龙(707—710)中人吴从政“删宗懔《荆楚岁时
记》、盛宏之《荆州记》、邹闳甫《楚国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郭仲产《襄阳记》、鲍坚《南雍州记》”而来
之《襄沔记》②有云:
襄阳有文选楼,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③
而据此,便知史上将萧纲“高斋学士”误作萧统的,至晚亦当在唐初。须知,是说乃吴氏删取其前之文献来,而
非其所始。“襄阳文选楼”与刘孝威、庾肩吾等萧纲之“高斋学士”二者,其均与昭明太子“造《文选》”本无瓜
葛,然却被后人“穿凿”而一之。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有据”与“敬爱穿凿”牵合而一之的问题:昭明太子
“造《文选》”一事,“有据”;而将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和“造《文选》”牵连在一起,则盖为“敬爱穿凿”所致。
又,北宋李宗谔(964—1012)等修之《祥符图经》云:“梁昭明太子于此楼选《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威等一十
余人,资给丰厚,日设珍馔,诸才子号曰‘高斋学士’。”④是亦此类说之一显例也。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一类说法;同时,也要正视在现存之当时文
献与唐代之专门研究者的书文中无是类说这一前提。
二
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
前面,我们已做了二项前提性工作:其一,证明了编《文选》之工作量远不如撰《文心雕龙》中相关之22篇
的大;其二,注意到有关《文选》编撰之种种传闻随着“选学”之兴起而出,且时有从“敬爱上穿凿出来”之不实
者。下面,别而究之。
(一)关于“繁重”“绵远”而“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说
近人何融在其发表于1949年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这一现代《文选》研究史上之重要论文中,
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其云:
清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曰:“《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存三十卷。”
昭明《文选序》亦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卷帙既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
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⑤
此中之朱氏说,乃袭元末赖良之说而来,然何氏及其后之学者多未之觉⑥。赖氏自序其《大雅集》之“《昭明文
选》初集,至一千余卷。后去取不能十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⑦云云,目力所及,就今存相关文献言,其盖明
确说《文选》成书分二阶段而其工作量甚巨之最早者。不过,北宋《祥符图经》所记之“世传《文选》成,楼下所
弃书与楼齐”⑧说,盖为此类说之滥觞。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弃书与楼齐”云云这一殊为离谱者,在北宋祥符
(1008—1016)前竟“世传”之,而不仅《祥符图经》主修人———北宋著名学者李宗谔未觉其非,其后引是书此语
的金承安五年(1200)举进士第一之李俊民(1176—1260)亦然。
总之,粗一看,何氏之“其非”云云,似极是;然细究之,实则非也。不过,何氏是说与其引以为自己观点的
主要文献支撑之清朱彝尊(1629—1709)“《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之不能成立,力之此前已论之⑨,
然
其时尚未具体地从“编纂工作量”大小之层面与“敬爱上穿凿出来”这样之背景上展开研讨。而如此展开之研
①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卷八“地理类·《襄沔记》三卷”条云:“唐吴从政撰。删宗懔《荆楚岁时记》
…
…鲍坚《南雍州记》,集成此书,其记襄、汉事迹详矣。(从政)景龙中人,自号栖闲子。”
③
④
⑤
⑥
陈耀文《天中记》卷14“文选”条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9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611页。
李俊民《庄靖集》卷六《文选楼》诗题下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39页。
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76期(1949年2月)。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2《书<玉台新咏>后》隔七文即《赖良<大雅集>跋》(《四部丛刊》本),此乃明证。或以为朱氏是说本之吴棫《韵补·书
目》的《类文》下之“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谷所编'”,非也。
赖良《大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⑦
⑧
⑨
《庄靖集》卷六《文选楼》诗题下引,第338-339页。
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兼论何融<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之未为得》,《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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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故今拟从此层面与背景上略申说之。
关于何氏此文,王立群先生说:
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是现代《文选》学史最早研究《文选》成书过程、成书时间及编
者的重要文章。……何融此文首先论述了他本人对《文选》成书于诸学士之手的基本观点,故文章开篇
即曰:“梁昭明太子《文选》为一含有双重性的集体作物:就其内容言,系许多不同时代作家之作品集合
物;就编辑方面言,又系许多同一时代作家之集体产品。关于前者,凡读《文选》者无不知之;但后者未被
一般读者所留意。”在亮明自己这一重要观点之后,何融引证了三条文献记载,作为《文选》成书于诸学士
之手的具体说明。第一,引用了清人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的一段名言:“《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
而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存三十卷,择之可谓精矣。”又引《文选序》“远自周室,迄于近代,都为三十卷”之
言,得出“卷帙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的结论。①
王先生这一概述甚是得当(其说“何融引证”之“第二”“第三”与这里所论关系不大,不引)。又,当代学者而所
持类何氏是说者,亦不为仅见②。问题是,如上所述,随着“选学”之兴起,各种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亦先后
出焉,而未免不实乃至不可思议者。如敦煌一本叫《杂钞》之小类书,内有一个约可代表公元781—996年内
的“文化典籍的主要情况”之简单书目,其中提到《文选》,竟如是说:“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
选》。”③不难想见,“召天下才子”云云,“盖其人生在《文选》大重之后,想象而为之的莫名其妙之说”也④。又,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之《襄阳府·古迹》引旧《经》释“《文选》楼”云:
梁昭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感(“感”当为“威”)、庾肩吾……孔烁、鲍至等十余
人,号曰“高斋学士”。⑤
在南宋与其后之相关地志类典籍中,直接或间接地引此“旧《经》”之误说者尚多。而其影响所及,又非“地志”
所能限之⑥。至于此“旧《经》”具体是什么时候的,虽难以考知,然南宋人既称之为“旧《经》”,则其至晚亦应
是北宋之旧物,且当早于《祥符图经》。当然,此乃因张冠李戴之所致。不过,“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所造成
之“气候”亦给力不小———既助其“出生”,亦促其“成长”。而此类误说之影响,既广且久⑦。结果是,至少在
潜意识层面给人们以《文选》工作量之巨,非一己之力所能成这么一种殊为强烈之印象。上文提及之“《昭明
文选》初集,至一千余卷”说,从文献之角度看,无任何支撑;从情理之层面言,比照《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
分等可比者,则可推知编撰30卷《文选》无“至一千余卷”初集之必要。其盖是从上述误说影响所形成之氛围
中再度缘“敬爱”而“穿凿出”之又一典型者⑧。因之,“繁重”云云,便失去了立之根据。至于何氏据《文选序》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而来之“绵远”说,孤立地看,似矣;然比照《文心雕龙》,却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之问题。
后者“论文叙笔”部分之“原始以表末”的“始”“末”间更为“绵远”———刘勰是书所写的具体之作家与作品以东
①
②
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如俞绍初先生说:“阅读和搜集上下近千年的作品,无疑是一件旷日费时的工程,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所能奏功,非依靠群体力量不
可。”(氏作《<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又,龚斌先生说:“据有些文学史家研究,《文选》编纂的时间大约在大通元年
至中大通三年之间,在短短的四年中,如果仅有萧统、刘孝绰编纂,是很难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所以,必定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编选,讨
论定夺。梁代多项文化大工程,如梁武帝制礼,敕众学士抄撰《华林遍略》,编纂《众经要抄》等,都集合文人学士、大德名僧,共同工作。实际
的情况可能是,早在正式编选《文选》之前,萧统已在阅读前代文学作品,决定编纂《文选》时,集合刘孝绰等众多东宫文学之士共同遴选。”(氏
著《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比观我们前文所述,是说显非圆照。以龚先生深厚之学养而如是说,
盖缘一时疏忽所致。就“浩大的文化工程”言,30卷《文选》与700卷《华林遍略》,二者实在难以等而同之。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1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64-2665页。
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参: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
参: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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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晋末为下限,而其《明诗》始“葛天氏”、《祝盟》始“伊耆”、《铭箴》始“帝轩”等等,即为明证①。又,《文选序》说
文选》选文虽“时更七代”②,然《文心雕龙》“剖情析采”部分之《才略》与《通变》分别论及“九代之文”与“九代
咏歌”③等等。
概言之,何氏之“卷帙既如此繁重”云云,一者所据非实,二者仅就《文选》以观《文选》而未能跳出《文选》
《
以观《文选》。说到底,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相对应之“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
及《才略》进行比观,更能说明问题④。
(二)关于萧统与刘孝绰、何逊等编撰说
曹道衡先生(1928—2005)在20世纪90年代中曾说: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集工作的记载,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
《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而二书原文,都有“等”字,说明并非刘孝绰一人。这些人均属“文选楼中
诸学士”之列,其地位与刘孝绰并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萧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略有不同,不能说他们一
概都得听从刘孝绰的意见。⑤
“
主要只有”云云,时至今日仍是符合实际的。这“两条材料”即“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
选》”与“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⑥。不过,由于后来发现中唐时人元宽《百叶书抄》已有“《文选》,梁昭明太子
与(文儒)何逊、刘孝绰选集”(“文儒”原作“文孺”,是书“儒”多作“孺”)⑦说,故这“两条材料”之后者出现亦甚
早⑧。因之,不言而喻,就通常之意义言,这两家说法由于去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时代不甚远,或有本之当
时相关文献之可能。然结果到底如何,得注意其出现之背景,并将问题置于“网络”中考察,而非孤立地就此
“材料”观此“材料”。
将问题置于“网络”中考察,尤需注意随着“选学”蔚然而兴,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便时有类前引《红楼
梦》所说之“关夫子一身”而“有许多的坟”者。故此,这“两条材料”(《文镜秘府论》所引与《百叶书抄》所抄者)
尽管均出现在唐前期,然因此间有《襄沔记》之“襄阳有文选楼……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一类“穿凿”之
说在,故其可信度如何得细加辨析,而不能就通常之意义视之。问题是,持《文选》成于众手说之学者,似均就
通常之意义视之而忽乎其本非寻常。此其一。其二,将上述二说置于“网络中”考察,二者均经不起推敲。首
先,何逊已死于《文选》编撰前⑨;其次,刘孝绰是唯一之为昭明太子编纂其个人文集者———“太子文章繁富,
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故易误此为彼ꢁꢂꢃ。否则,《梁书》本传何以仅记“太子独使孝绰集而
序之”一事,而没有载其参编《文选》事? 不仅如此,何以《梁书》《南史》与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注
①
《文选序》尚有“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说,然《文心雕龙》之《才略》与《时序》分别有云:“昔在陶唐……暨皇齐驭宝。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此不及齐代)。即两相比较,“七代”,长夫哉?
…
②
③
④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李善注本,卷首。又,后引《文选》而不标明者,均此本。
《时序》之“蔚映十代”,可另当别论。
详:力之、周春艳《比照<文心>以究<文选>之编撰工作量》(将刊)。又,关于何氏《<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之得失,可参:王立群《现代<文
选>学史》第六章之“《文选》成书与‘昭明太子十学士’”。
⑤
⑥
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前者,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后者,见王应麟《玉海》卷54“梁昭明太子《文
选》唐李善注《文选》……”条引《中兴书目》的“《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等为三十卷”之文末注(广陵书社2003年版,影清光绪九年浙
江书局刊本,第1017页下栏)。
⑦
晏殊《类要》卷二一《总叙文》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67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2页。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文选》,梁昭明太
子萧统集……为三十卷”之文末注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盖本之《百叶书抄》或《类要》。
⑧
⑨
至于“文选楼中诸学士”一说,乃人们在不经意间“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的,而迄今为止之学者时或以之为“事实”。
穆克宏先生说:何逊“未与萧统有过交往”,且卒时萧统“尚未开始编选《文选》……《中兴馆阁书目》以何逊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可能因为
何逊与刘孝绰齐名(并称“何刘”),连带而及”(氏著《文选学研究》,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近是。至于周绍恒之“(何逊)《赠族人
秣陵兄弟》之诗写于普通三年之后,《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之诗写于中大通五年八月”(氏作《何逊卒年新考》,《怀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
期)说,则未为圆照。如此前者之结论,乃因周先生未注意到《梁书》徐摛本传之“王移镇京口……带郯令,以母忧去职”一事所致[详:力之《何
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于何胤之时间辨》,《华夏文化论坛》第11辑(2014)]。即何氏显然是卒于萧统编撰《文选》前的。
ꢁ
ꢂꢃ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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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表》等无一如是说?① 其实,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和昭明太子“造《文选》”本亦毫无关系,然如前
所引,唐前期人或说“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而至晚宋初有学者说昭明太子聚“高斋学士”而“撰《文
选》”②。即误此以为彼:昭明太子出生于襄阳、“高斋”即在襄阳城内;萧纲于普通四年为“雍州刺史”(治所即
襄阳),而据《南史》卷50《庾肩吾传》,庾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
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③。两相比观,这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所
引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正如出一辙。至于所谓之“等”,除了启部分学者之思而致其将两回事
当一回事看外,更是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由“等”而将两回事当一回事看者,最典型的是说王筠参编
《文选》。而其主要理由即《梁书》卷33王筠本传所说之“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
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等等。如
选学”名家穆克宏先生说:
当然,参加《文选》编撰的也绝不止刘孝绰一人,王筠可能参与了此项工作。《梁书·王筠传》云:“筠
④
,
“
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而少擅才名,
与刘孝绰见重当世。”他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掌东宫管记二次。《梁书·王
筠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
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王筠受萧统的爱重仅次于刘孝绰,他亦可能是
《
文选》的编选者之一。⑤
穆先生既精于“选学”,亦深于“龙学”,然这里所说王筠之种种,均与王氏是否参编《文选》非一回事。难以思
议的是,这竟是学界迄今为止普遍之看法。不仅如此,尚有更进者焉,如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云: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文选》三十卷的编纂是由昭明太子手下的、当时聚集于昭明太子东宫的一些诗
文俊秀们共同参与而完成。这些诗文俊秀除了为首的彭城刘孝绰外,另有琅琊王筠、吴郡陆倕、彭城到
洽、陈郡殷芸等。这种看法的根据是《梁书·刘孝绰传》的记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迁太府
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
同见宾礼。”⑥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与“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云云,其虽未必因之“敬爱”,然却恐难免“穿凿”之嫌。
总之,比照《文选》与《文心雕龙》之工作量和比照北宋初之前的“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之有关《文选》编
者说,可进一步佐证“《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所说均不足信⑦。换言之,刘孝绰参编
《
文选》说不能成立,遑论参编《文选》还有“东宫”其他学士说,遑论刘孝绰为《文选》之实际编者⑧。
三)从工作量大小之角度等证《文选》乃萧统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这里,拟在前面研讨所得之基础上,再从工作量大小之角度等辨证《文选》乃萧统一己所撰而非出于众
(
手。如上所述,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22篇之工作量,已比编整部《文选》之工
作量还要大。基于此,若说刘勰撰《文心雕龙》非一切从“零”开始,其“选文以定篇”之“选文”多有“借助”其前
类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论》等之“力”以成就者,那么,《文选》之选文何以不然? 黄侃先生说《颂
①
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又,可详参:梅运生(1932—2016)《萧统与<昭明文选>》,见《中国诗论史》(霍松林主编,黄山书社
2
007年版)上册第五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6页。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5页。
穆克宏《文选学研究》,第99-100页。
冈村繁《文选之研究》,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梅运生先生说:“由于此书的编撰,有范履冰、刘伟之参与,窃疑其言刘孝绰等参与编撰《文选》云云,是由此及彼的一种推论,并不一定有所依
据。至于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在《文选》条下注言:‘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把与萧统无甚瓜葛的何逊也拉扯到《文选》编撰者的行
列,那就更无从考实了。”(氏著《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并不”“更无”云云,甚是。
详: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中)。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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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赞》之“仲治论颂,多为彦和所取” ,可谓得其实矣。如《颂赞》之“颂”的“选文以定篇”部分中之“若夫子云之
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即本《文章流别论》之“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
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
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
远矣”②而来。问题是,《文选·颂》所收之5首作品,其《赵充国颂》《出师颂》为《文章流别论》所论③;《赵充国
颂》与《汉高祖功臣颂》为《文心雕龙》所评;《酒德颂》,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论刘伶录其文④、《世说新语·
文学》与颜延年《五君咏·刘参军》(“刘参军”即刘伶)分别有“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颂酒虽短章,深衷
自此见”(李善注:“‘颂酒’,即《酒德颂》也。”)⑤之说,且后者见录于《文选》;至于《圣主得贤臣颂》,乃《汉书》
卷64王褒本传所载褒文之唯一者,东汉荀悦《汉纪》卷20《前汉孝宣皇帝纪》亦载之(略有删节),《文章缘起》
①
“
颂”则以“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⑥为例等等。即《文选·颂》所录者均为“颂”类之名篇(《流别论》、《颂赞》
不提及《圣主得贤臣颂》,当因其“体”之问题),而盖当时之读书人所共知。概言之,萧统之工作,没有任何非
一切从“零”开始不可之理由,除非我们设想其愚不可及。问题是,《梁书》本传载其“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
《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
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
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⑦。又,萧统《文选序》云:“余监抚余闲,居
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
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这二者不
仅说明了昭明太子够聪慧,而且说明了就编撰《文选》言,其既具极好之客观条件,亦有主观上之理论自觉。
即昭明太子同样懂得:要编撰好一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之理想选本,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前贤时
彦之力方可。
又,饶宗颐先生《<文心雕龙>探原》云:
盖自《书记》而上为上篇,所以“论文叙笔”……彦和以前论文体者,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已极赅
洽……然有一事为历来所忽略者,即分体之总集,至于宋齐,各体皆备,彦和席其成规,但加品骘而已;毋
庸搴择而归纳之也。……是彦和此书上半部之侈陈文体,自非空所依傍,自出杼轴;其分类之法,乃依循
前规,排比成编;加之仲洽《流别》,李充《翰林》,并有成书,矩矱具在,自易措手。《昭明文选》,成书更在
彦和之后,其分析文体……乃远承往辙,与彦和取径,正有同然。⑧
饶说多是。不过,在笔者看来,“已极赅洽”与“自易措手”云云,则似过矣。首先,《文心雕龙》并非一般单篇之
随意安排;其次,并非各单篇均有所自之“已极赅洽”者。《序志》云: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
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
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⑨
总之,《文心雕龙》乃实实在在之“体大思精”者———“弥纶群言为难”,此“难”之分量,他人恐难体味。
至于萧统之编纂《文选》,不只“分析文体”与刘勰撰《文心雕龙》“取径,正有同然”,其所选作品与《文心雕
①
②
③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7页。
《晋书》卷51《挚虞传》云:“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
1
427页)此亦吾人当知之。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条注引(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前者,见《世说新语校笺》,第136页;后者,见《文选》卷2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4页。
任昉撰、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姚思廉《梁书》,第165-167页。
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文学评论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文心雕龙义证》下,第1931-1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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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选文”之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亦无异。不仅如此,就后者言,刘勰所为比萧统所为之工作量更大,更复杂。
因为前者所“选”时有非通常意义上之“美文”者,而后者则否。换言之,刘勰“选文”时或需在“类”中再辨其
“体”,萧统“选文”则无此必要———比观《文选·颂》与《文心雕龙·颂赞》之“颂”的“选文以定篇”部分,思过半
矣。
于此,我们须注意之前提是,“现存的梁、陈人的文集以及《梁书》《陈书》和《南史》各传,都无片言只字叙
及他人参与编撰《文选》事,唐高宗、玄宗两代学人所注《文选》,都具表上闻,两表咸称原编撰者为昭明而不及
他人” ,而随着“选学”之兴起,唐宋间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往往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
总而言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一类说法,显然是难以置信的;至于编《文选》,其工作量既然比
撰《文心雕龙》之工作量小得多,那么,就此而言,萧统完全可以用一己之力完成之。不仅如此,如众所周知
的,《文心雕龙》乃刘勰之独撰,且仅花四五年之“业余”时间便告完成②。以此例彼,以前文所说之萧统之主
客观条件,其以一己之力完成比《文心雕龙》工作量远小得多之《文选》的编撰,当不会费同样之四五年时间。
况且,《文选》可以“借”《文心雕龙》之力,乃至《诗品》的;反之,无法“借”。
①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
其一,编《文选》之工作量,被人们在以《文选》考察《文选》这一单一“线条上”放大了,且放大得时有未免
太离谱而研究者往往以之为是者;跳出《文选》以观《文选》,便知编是书之工作量远小于撰《文心雕龙》“论文
叙笔”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即昭明太子以一己之力,完全能够完成30卷《文选》之编撰。
其二,唐人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文选》,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选集”二说,而将之置于
其时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等这一背景下作多维度之考察,便知这二者均经不起
推敲,断难成立。考察问题,背景时有至关重要者,此其一也。
其三,从编撰工作量之大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出现之背景上细加辨证,结论只能是:《文选》乃萧统之
独撰而非出于众手。而《梁书》及《南史》之昭明太子本传说萧统撰《文选》与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
注文选表》等无一说有他人参与,均可谓“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唐普]
①
②
梅运生《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12页。
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所用时间,(清)刘毓崧氏之“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一四《书<文心雕龙>后》,民国南林刘氏
求恕斋刊本),范文澜先生之“《文心》体大思精,必非仓卒而成,缔构草稿,杀青写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则成书适在和帝之世、沈约贵盛时也”
(《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31页),杨明照先生之“前后相距,将及四载。全书体思精密,虽非短期所能载笔,然其杀青
可写,当在此四年中”(《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页)诸说,均近是。又,牟世金先生在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
中推测是书“完成约需四年”,其云:“……全书三年左右可成。但这几年内不可能用其全力从事《文心》的写作,其间难免仍有撰抄佛经等事
杂,所以,从498年开始,到502年三月完成,总计费时四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61页)牟说亦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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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