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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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
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2
—
王ꢃ珂
ꢃꢃ摘要:用典是文章写作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既具有用典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
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中,根据用典的不同维度分别包括“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个方面;
在用典的价值导向中,主要包括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以及从“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两大类型。
《习近平用典》系列目前已经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因此以用典研究为
契机,新时代我们既要不断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也要深刻认识到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的传
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要积极发挥用典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典故;文本研究;《习近平用典》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103
收稿日期:2022-1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
合’研究”(2023ZDZX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珂,男,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E-mailꢅwangke@ccpsgovcn。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为例,从1843年
《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政治狮皮”到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三稿)中的“卡夫丁峡谷”,
用典多达数百处。总的来看,用典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中的一种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在其理论的阐释和传
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下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既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对用典本
身的诠释与解读,关于用典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充分。从宏观的研究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和效用
价值等进行系统地归纳、提炼和总结,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而能够
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界定、来源与类型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是文章用典中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在对其进行界定时,既要认识到用典的“共性”,
同时也要兼顾其“特殊性”。从文本研究的实证视角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用典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又必然存在
着客观的研究对象(文本)。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典故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典面引用方式的不同,对马克思恩
格斯用典的基本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用典的概念及界定
用典是文章写作中的一种修辞方式,有明典、暗典、翻典之分,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庄子·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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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所用的“重言”。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曾将用典描述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
今” ,即引与前人有关的言或事,用以说明或验证作者之理论。关于用典的定义,国内有学者将其界定如
下:“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②在西方文明中,
Allusion和用典较为接近,该术语“作为表示辞格之一类型的名称而被纳入修辞法则的体系中,这大概是近
世(17世纪)以后的事”③。
①
用典作为一种文章学领域的思维实践活动,同时也广泛地发生和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然而,
如果仅仅从文章学领域中的修辞学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显然无法穷尽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层内
涵及理论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列举出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理论的、艺
术的、宗教的以及实践ꢆ精神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
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文艺的、宗教的、实践ꢆ精神的掌握
的。”④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有相关描述:“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可
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
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⑤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根据对典故的理解将其运
用到写作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从“自我理解”到“实践”再到“教化”的转变,本身就是一次“认识世界”的
实践过程。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还产生了指导(影响)社会历史实
践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界定过程中,既不能忽视用典作为一种文章学修辞手法
的“共性”,同时更要认识到其作为一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反映或者推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来源与类型
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中,典故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典故的选择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知识结
构和成长背景有关,同时也受到当时欧洲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其著作中所运用典故的来源范围非常
广泛,包括有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圣经、文学(戏剧)作品以及寓言故事等。例如,“政治狮皮”⑥引自古希腊
⑦
神话;“巴托洛缪之夜” 源于宗教历史事实;“
滤除蚊虫,吞下骆驼”⑧引自圣经谚语;“胸中有两个灵魂”⑨
套
用了《浮士德》中的诗句;“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ꢇꢈꢉ则引自伊索寓言。
其次,根据对典面不同的引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类型可以被分为“单引”、“叠引”和“复引”。所
谓的“单引”是指“为了叙述一个对象,在一个句子或一个句群内只引用一个典故”;相应地,“叠引”则是指“为
了叙述一个对象,在一个句子或句群内引用多个典故”ꢇꢈꢊ。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绝大多数用典都
是以“单引”的形式出现,但也存在有“叠引”的现象,例如:“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
排挤了哈巴谷”ꢇꢈꢋ。“哈巴谷”是圣经中的十二个小先知之一,他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洛克”
①
②
③
④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4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佐藤信夫《修辞认识》,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卡·马克思《卡·马克思的遗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751ꢆ752页。
⑤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版,第3页。
⑥
⑦
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69
ꢆ170页。
⑧
⑨
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第396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ꢇꢈꢉ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页。
ꢇꢈꢊ罗积勇《用典研究》,第206页。
ꢇꢈ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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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
里,马克思同时引用了“哈巴谷”和“洛克”,分别代表着英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以前追求革命理想和社会
进步的激情,以及在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后的“务实”态度。“洛克排挤哈巴谷”意味着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
级不再追求过去革命中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与平等”,而是成为新的、保守的既得利益群体———“资产阶级社
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叠引”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还存在有大量引用同一典故表达不同内容
的现象,参照“单引”和“叠引”的定义,笔者将这一用典方式称之为“复引”。例如,“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
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②;“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③;“以便
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④。“埃及的肉锅”源于圣经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被奴役
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
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⑤。在这里,“埃及的肉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涵义:象征
着当时大部分法国人心目中所向往的“拿破仑时代”;代指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以前的时代;代指在《反社会
党人法》出台之前对写作和出版审查相对宽松的时期。
二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与价值导向分析
通过对用典概念和表现形式的具体分析,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基本特征有一个直观认识,但正如
前文所述,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认识和解读不应该仅仅止步于此。因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
效用,尤其是用典的价值导向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用典”的效用分析:功用与修辞
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用典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同样产生了一系列的文本效用。按照用典的不同维
度,其效用可以分别表述为“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具体而言,典故的功用有证言式、衬言式、代
名式和代言式四类;用典的修辞效果则分别表现为提升性效果、曲折性效果以及反差性效果⑥。
在典故的功用中,“证言式”引用典故以证明自己所欲表达的道理;“衬言式”将典故与自己所叙述内容相
比较,并借此达到某种修辞目的;“代名式”以典故语来替代当下所叙说事物的名称;“代言式”借用典故语本
身所带语境跟文中语境的比照,产生言外之意(蕴含),从而表现自己所欲表明的具体含义⑦。以上功用在马
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均有体现。
证言式。如“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⑧。“货币没有臭味”这一典故来自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
因为其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他答复道:“这类税没有臭味!”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用来证明
在商品ꢆ货币ꢆ商品(WꢆGꢆW)这样一个流通过程中,货币承担着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代表已经
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⑨。
衬言式。如“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ꢇꢈꢉ。在这
里,马克思以人类历史的五时代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以及黑铁时代,类比货币在执行
价值尺度职能的过程中“贵重金属”晚于“不太贵重金属”出现的现实顺序。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2页。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3页。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弗·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8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注释》291,第761ꢆ762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129、251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129、140、129、179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2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2页。
ꢇꢈꢉ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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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式。如“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①。“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
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亲爱的忠诚的德意志啊,你也会出产猛士,他们会挥动战斧,
把伤害我的毒蛇打死”②。在这里,马克思用来代指榨取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抗争。
代言式。如“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旁边坐了八年之久”③。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引自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富人巴尔米开特在宴会上用空菜盘、假话和手势款待饥肠
辘辘的穷人④。在这里恩格斯借用巴尔米开特愚弄穷人的这一情景,来揭露资本家对英国工人阶级欺骗和
剥削的事实。
在用典的修辞效果中,“提升性效果”主要表现在说服性、形象性和典雅性三个方面;“曲折性效果”在表
达中则能够起到含蓄委婉、隐晦朦胧甚至言简意赅的效果;“反差性效果”则是指通过典故与所述之事间的比
照,产生一种反差,进而达到一种趣味、滑稽或讽刺性的效果⑤。用典的修辞效果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也
十分常见。
提升性效果。如“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进步的手段周旋于革命
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⑥。“岩礁”和“大漩涡”是希腊传说中的海洋怪兽,谚语中常以此来形容两种灾难
的发生⑦。资产阶级政党不愿意继续“革命”,同样也惧怕“复辟”,企图在两者之间周旋,恩格斯在这里运用
典故将其保守性和妥协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曲折性效果。如“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
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平起平坐”⑧。“
未来的作曲家”指《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即
理·瓦格纳,其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称为“未来的音乐”,“未来的作曲家”便是从这一概念而来。
杜林认为在有机体的进化中,“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
才是可以允许的”,因此主张用“组合”来代替“变态和发育”这两个词⑨。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
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谬论,因为德语中“作曲”和杜林讲的“组合”是同一个词“Komposition”。
反差性效果。如“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ꢇꢉꢈ。“没有一天不动笔”引自古希腊著名
画家阿佩莱斯,原因是他每天总要动笔画一点。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耶利米·边沁的“效用原则”并不具有科
学性,“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
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 但边沁在写作中却有着显
著的“积极性”———“没有一天不动笔”,因此“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ꢇꢈ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引
用典故是为了讽刺边沁的教条和迂腐。
ꢊꢈꢇ,
事实上,“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种效用之间并不存在排斥性,而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即在
同一用典中两种效用并存。如上文典故功用中的“货币没有臭味”、“折磨他们的毒蛇”和“巴尔米开特的餐
桌”,以及修辞效果中的“岩礁”和“大漩涡”以及“没有一天不动笔”。再如,“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
多玛和蛾摩拉,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ꢇꢌꢈ。“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中的两座淫
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马克思揭露了帮伙(一群有组织的劳动者)制度的“阴暗面”:除了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9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246,第926页。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4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注释》179,第804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252、262、274页。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42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注释》178,第737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0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80页。
ꢇꢈꢉ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
ꢇꢈꢊ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
ꢇꢈꢋ参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63),第704页。
ꢇꢈꢌ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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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之外,还有“道德败坏”。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十三四岁少女意外怀孕,更糟糕的还
在于这样会使帮伙制度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①。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圣经中两座淫乱罪恶之城的典故,既形象地揭露了帮伙制度的弊端,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批
判的态度和立场。
(二)“用典”的价值导向分析:批判与实践
用典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具有以上作为修辞表达方式的若干共性,同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的这一身份使然,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革命倾向性,因此在其著作中用
典又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导向。
首先,在用典过程中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在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常常能使真正批判性的问
题得以解决,进而区分出“得以理解的真前见”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在这一过程中,“引诱人去理解的东西
本身必须以前已经在其他在(Anderssein)中起作用……理解借以开始的最先东西乃是某物能与我们进行攀
谈(Anspricht),这是一切诠释学条件里的最首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用典有着鲜明的个人风
格,在批判中充分运用了“双层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张力。根据上文所提到的具体用典案例就可以看出,其
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借用典故中的相似语境对现实社会中错误的观点和事实进行批判,例如“滤出蚊虫、
吞下骆驼”,“埃及的肉锅”,“巴尔米开特的餐桌”等,均是巧妙地借用了典故中讽刺、批判或是两者兼具的相
似历史语境。再如,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的批判:“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②
…
…虽无才能,却有性格。”③“虽无才能,却有性格”引自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其中“毛茸茸的胸膛
里却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对白尔尼派的讽刺。在这里恩格斯引用这些诗句借以批判
卡尔·海因岑的无知和傲慢:在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时,海因岑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语言拙劣,但依然
自以为是,声称“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④。还有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它与
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⑤。“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出自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
意是在批判那些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而
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此处是马克思在借用典故对庸俗经济学进行批判,嘲
讽他们的无知以及“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的行为。
其次,由“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用典效用的产生本质上是在阐释过程
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本身就是一次实践的过程。但“用典”同时也是一个认识不断被创造的过程,典
故在不同的语境下能够凝结成一种新的话语模式,进而起到一种前文所提到的“教化”作用,影响理论和社会
实践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也贡献了很多经典
化的用典案例。
例一:“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
公社中来”;“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⑥。
“通过卡夫丁峡谷”引自历史故事:公元前321年,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战败的罗马军队被要求从长矛交
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⑦。“通过卡夫丁峡谷”(“通过卡夫丁轭形门”)一词代表着遭受了屈辱、灾难等不
好的方面。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均引用了这一典故,表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俄国可以不必重复西方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说明世界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1页。
汉斯ꢆ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23页。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4页。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4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6页。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587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注释》311,第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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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
①
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 ,同样也启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发
展道路的选择。
例二:“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②。“
一碗红豆汤”引自圣经:雅各在熬红豆汤,其兄以
扫打猎归来又累又饿,便同意出让自己的长子名分换取红豆汤来喝③。在这里,马克思用来表示工人阶级迫
于生计,不得不按照自身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虽然这一价格远远低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此后,这一典故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涵义,在实践中常常被用来形容或反思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因小
失大”的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破产》和《国家与革命》中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曾分别指出,
“
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④;“现在占
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
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⑤。
三ꢃ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理论表达和思想阐发的有效方式,用典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中。
1
939年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讲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⑥这里的“三大法宝”就是借用中国神话历史故事《封神榜》中
的典故。包括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方略以及“白猫黑猫论”,都是借用典故将思想理
论的表达形象化。习近平更是多次运用典故来“借古喻今”。《习近平用典》系列(第一辑、第二辑)的陆续出
版,对习近平讲话中所引用的典故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从“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到习近平用典”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同时也
是用典视角下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传承,因此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必然也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所启发。
(一)夯实基础,积极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用典的具体案例为切入点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一种文本实证研究。作
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强调“经验是科学的基础”,同样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事实上,马
克思本人也很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实证’一词,在研究中则注重实证方法
…
…马克思在多篇著作或书信中使用‘实证’一词,大多数情况表示经验事实、客观证据、具体材料等含
义”⑦。而且在当下的研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观点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用典”。在这
一过程中,想要达到用典效用合理性与恰当性的预期,就必须建立在对“典面”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不能出
现乱用、错用甚至“为了引典而引典”的现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离不开对原
著的研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真正坚持做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也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
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
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⑧因此,文本(实证)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那么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是否
还可以引入更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 通过借鉴和运用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等相关
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能够根据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挖掘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①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2012年第4版,第777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3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219,第922页。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第498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版,第132页。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6页。
孙代尧、何海根《马克思和孔德:思想学说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0
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法,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
(二)坚定信心,认清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传承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一般而言,用典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和读者双方对典故来源和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这就涉
及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引用典故,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历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在研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也是同样道理,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既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也进一
步扩大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范围和程度。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
程中,用典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的研讨会上,
习近平就曾讲道:“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
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两个结合”,
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和访谈中,多次引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通过用典的方式践行着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用典的内容和作用上来看,习近平的一系列用典实践,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孔夫
子到毛泽东,可谓旁征博引、画龙点睛,使得抽象的理论更加生动形象;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发展的同时,更是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为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
和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三)有所作为,发挥用典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占据
着世界主流地位。习近平也曾讲过中国“挨骂”的问题目前还依然存在,而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关键途径就是
要能够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文明和进步的中国。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文化
大国,“经、史、子、集”不计其数,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用典完全可以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习近平用典》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对经典名句信手拈
来、运用自如,展现了高超的思想能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用典过程,其实就是在打造一张张中华文化的金
质名片,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这正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生动范本。”③例
如,可以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及“民贵君轻”和“君舟民水”论等一系列古籍和典
故,来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可以用千百年来对“小康社会”、“社会大同”的理想追求,来说明中国立
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念;还可以用“和而不同”、“计利当计天下利”,来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
全人类的重要意义。《习近平用典》(第一辑)共收录了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所用到的135则典故,并根据
对用典的解读,分为了“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等13个篇章。《习近平用典》(第二辑)共收
录了148则典故,并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治理篇”、“历史篇”、“文学篇”。事实证明,通过“用典”的方式
来讲中国故事确实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无论是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还是在比利时《晚报》上发表的署名
文章中,引用的“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等典籍④,都赢得了众多国家元首和人民的赞赏,甚至一些国际媒体还
自发称赞习近平讲话和文章中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习式风格”。因此在文化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
要能够积极发挥用典的重要能动作用,为塑造良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提供发展动力和有效支撑。
[责任编辑:何ꢃ毅]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
1
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③
④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3页。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201、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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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