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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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2年7月
Vol49ꢀNo4
Julyꢀ2022
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
张ꢃ明
ꢃꢃ摘要:文本学方法产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将其运用至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
性。国外学者先期展开的关于“经验主义”批判的方法论论战,也从侧面证明了应用上述新研究路向的理论可行
性。文本学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勾画新的研究图景,开拓了多样可
能性理论空间。然而,在此之前仍需确立使用这一方法的科学规范问题,如应当自觉区别“文献学”与“文本学”的
内在差异性,避免将文本学方法局限为毛泽东文本的资料收集、版本考证等考据性研究。不能离开对毛泽东文本
所生发的具体历史“场域”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文本对抗、消解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而应在思想史宏大参照
系下勾勒文本的微观发展,通过对文本的具象化阐释叙述来做实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文本学方法;理论前景;思想史研究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204001
收稿日期:2022-0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阅读毛泽东———基于方法论视角的理论探索”(18JHQ020)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明,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ꢅzmphilo@163com。
自21世纪以来,文本学方法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而生发,在争论、热议之中逐
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范式,开启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路向。无论是
从意识形态考量还是知识体系的传统来看,毛泽东研究都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一个不可或缺
的重要领域。能否运用文本学方法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勾画新的研究图景,
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以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能否运用、如何使用,以
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为切入点,通过确立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科学规范,为进一步深化国内毛泽
东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ꢃ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分析
文本学方法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被提出,最初始于本世纪初。20世
纪9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如何突破教科书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当时
许多学者思考的核心问题。纵观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马克思思想“有根性”的消解。相关研究不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而是将马
克思思想理解为“无根性”浮萍,即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考量而对马克思思想作出非历史性裁决。因此,在此
过程中,不是回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而是首先抽象出一套所谓“原理体系”,进而运用原理“剪
裁”思想史,从中提取符合需要的内容以证明“原理体系”的科学性。
二是对马克思文本使用的主观性。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研究范式,在“辉煌史”架构(即马克
思永远是正确的,即使存在不成熟之处也注定会完成其华丽转身)的指引下,将马克思文本视为毫无差别的
同质性存在。因此,马克思的所有文本都可以被不分时空地直接加以援引,这是对马克思文本历史性内涵的
人为掏空。并且,传统研究范式在文本的使用上也存在单一性误区,即主要关注马克思公开出版的“正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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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对以手稿、书信等为代表的“生成性文本”和以读书笔记、札记等为代表的“亚文本”关注不够①。
三是阅读方法上的僭越性。传统研究范式认为,文本可以直接呈现作者的思想,读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阅
读文本以实现百分之百复原作者思想意图的目的。这种研究范式从根本上处于前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幻象之
中,忽略了作者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视差问题”。因而,文本学方法的另一重要理论意蕴,即是对阅读过程中
作者、文本和读者关系的重新定位。有研究者通过对经济学话语的深层透视,寻求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原初
语境,读出了马克思所留文字中没有说出的“空白”,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深度阅读法”②。
由此可见,所谓文本学方法就是力图通过阅读作者本真存在状态的文本(在马克思研究领域中,许多文
本都是后人基于特定意识形态或理论立场之上编辑的产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本真存在状态),努力回到作
者的原初历史语境,在对文本的多元、科学利用基础上,推动读者与作者理论视域的融合,以实现具体、历史
地反映作者原初思想意图的目的。尽管文本学方法在提出伊始即引起了不少争议,但由于它对马克思思想
原初语境的深入挖掘、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性阐释,使得在研究过程中得以不断突破教科书体系的
非历史性阐释与宏大叙事逻辑的限制,进而在实际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可以说,在近十年的国内
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文本学方法逐渐成为热词。
那么,生发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能否运用于毛泽东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
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和知识、学术传统,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状况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
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体系中,毛泽东思想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
承。因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都是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展开的。正如国外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尽管对毛泽东的学术性研究是建立在社会科
学发展之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方法论支撑,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
始终深受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③。1949年以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很大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学习为动力④。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
毛泽东及其思想作出科学评价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性不断凸显,成为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本上享有共同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说,此阶
段国内毛泽东研究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同一发展平台,分享共同的发展路径。
在当时很大一部分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那里,他们的理论背景都受到苏联教科书原理体系的影
响。基于苏联教科书的“原理”、“教条”来阐释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主流范式。当然,实
事求是而言,传统研究范式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宣传以及应用,确实作出了难能可贵的重要贡献。但是
它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不足,今人不能一味地苛求。笔者所要阐释的新
研究路向,也是建立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不过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作出的
一种探索性尝试而已。
尽管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是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但这并不能否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
系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点通过对比《反对本本主义》与《实践论》、《矛盾论》(以
下简称“两论”)之间的区别便可以清晰地彰显出来:关于前者,因为当时在紧张动荡的革命战争环境下,毛泽
东并未有机会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而使得《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文本无论是在理论内涵还
是在话语表达方面,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风格与话语并不十分明显;而在写作“两论”时,毛泽东已经大
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尤其是苏联哲学教科书,较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分析范式,因
而能够写出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毛泽东1936至1937年的阅读史中不难
发现,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特别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
①
②
③
④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ꢆ8页。
TimothyCheekꢀACriticalIntroductiontoMaoꢁCombridgeshireꢅ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ꢂꢅ16-17
王立胜《7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第63ꢆ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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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ꢃ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
《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批注①,其中许多批注内
容构成了“两论”的核心内容②。所以,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而言,苏联教科书确实发挥了不容忽视
的重要影响。上述多重原因的综合,决定了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同的境况,这主要
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路径依赖。传统研究范式在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阐释时,所依据的理论背景或分
析工具大都源自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研究者运用抽象的原理、结论去架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进
程。这种研究路向所建构的毛泽东思想原理体系,主要不是从思想史层面出发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
史进程展开分析,而是从原理出发去阐释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提供的基本逻辑框架来整合毛泽东
思想的不同内容。
二是对毛泽东文本的“同质化”处理。传统研究范式将毛泽东文本视为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载体,并
认为文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条件下写作的文本都是作为毛泽东思想
的反映,因此从根本上是同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文本被人为建构为一种原子化存在状态,研究者
可以从毛泽东文本的“语料库”中,任意挑取符合自己需要的“话语证据”,以证明自己相关研究结论的合法
性。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非历史性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思想被绝对神
圣化,其折射出的是对相关理论、话语的非历史性消解,以及对具体历史性文本事实的回避。由此可见,基于
主客观原因的双重作用,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对毛泽东文本的非历史性、“同质化”
使用倾向,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具体动态历史发展进程的“拉伸铺平”式操作,这些基本境况从根本上决定了
运用文本学方法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内在必要性与可行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了与文本学方法相似的重要理论尝试,具
有代表性的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毛泽东研究“经验主义”(Empiri-
cism)方法论批判的论战活动。以尼克·奈特(NickKnight)和保罗·哈里(PaulHealy)为代表的学者,批判
以斯图亚特·施拉姆(StuartR.Schram)和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为代表的国外毛泽东研究
者使用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大理论误区:一是将毛泽东文本视为代
表作者思想的“客观中立性领域”(aneutralrealm)和“超时间性存在的整体”(asupra-temporalwhole),即将
文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视为直接揭示毛泽东原初思想的载体,并且以“同质性”方式对待文本;二是过分倚重
文本的自存性与文本意义的自主性彰显,因而将读者的作用仅仅局限于通过对文本经验事实的占有,进而认
为文本可以自动彰显作者的思想。奈特和哈里进一步认为,“经验主义”范式一方面过分注重对“客观事实的
考察”(objectiveexaminationofthefacts),即侧重对毛泽东文本“证据”的直接占有,而忽视了对文本背后所
内具的理论观点、理论前见等因素的考察,因而直接导致毛泽东研究中的“理论贫困”(povertyoftheory)状
态;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洞察勾勒毛泽东思想肖像过程中先在的理论前提,导致拘泥于所谓“文本证据”的武
断主义做法,进而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同质性“语料库”,并且从中挑选出若干“语录”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
性,甚至反对其他人所挑取的不同“语录”③。从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中不难发现,他们研究范式
背后所占有的理论支援背景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reading)方法,而可以肯定的是,文本学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ꢆ189页。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关于此次争论,“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施拉姆和沃马克关于“经验主义”的相关阐释,详见:StuartR SchramꢀꢇMaoStudiesꢅRetrospectand
ProspectꢀꢈTheChinaQuarterlyno97ꢁMarchꢀ1984ꢂꢉBrantlyWomackꢀTheFoundations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1917-
935ꢁHawailꢅUniversityPressofHawaiiꢀ1982)。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可参考:NickKnightꢀꢇMaoandHistoryꢅWhoJudge
1
andHowtoEvaluateꢀꢈ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13ꢁJanuaryꢀ1985ꢂꢉNickKnightꢀꢇTheMarxismofMaoZedongꢅ
EmpiricismandDiscourseinthefieldofMaoStudiesꢀꢈ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16ꢁJuly1986ꢂꢉPaulHealyꢀꢇRead-
ingtheMaoꢊsTextsꢅTheQuestionofEpistemologyꢀꢈ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20no3ꢁ1990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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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症候阅读”的深刻影响①。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还是国
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理论谱系,这一点进一步从“理论论
证”(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似发展状况,证明了“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可
行性)与“现实运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先行展开的对“经验主义”批判,以及以初步形式开启“症候阅读”
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运用)双重维度出发,证明文本学方法运用于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ꢃ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意义
既然文本学方法具备应用于毛泽东研究的可行性与可能性,那么,这一全新研究范式的引进与理论视角
的切入,将会对毛泽东研究带来何种新变化? 从文本学方法路向推进毛泽东研究,主要将会展现出如下基本
理论前景。
第一,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增强毛泽东研究的立体感。如前所言,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范式要么是基
于特定意识形态宣传基础上的政治性阅读,要么受传统教科书体系“同质化”思想影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同
质性思想逻辑的线性发展,因而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性逻辑的消解。在此背景
下,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毛泽东对于不同的中国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
义,每个中国人在自己心中都具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肖像,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在中国具有丰富
性与差异性共存的基本特征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下历史现实与毛泽东时代差异性特征的凸显,很多
人对毛泽东时代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历史的“陌生化”趋向,他们更多以抽象化、非历史性与片段化方式理
解毛泽东及其思想。传统研究范式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非历史性的绝对同一性存在,只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原
理,根本不存在“定在性”(一定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存在性)问题。所以,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
史感”与“动态感”也不可避免地被不断弱化。因此,重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逻辑,仅仅停留于抽象
的理论逻辑建构层面很难达及,必须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具体历史性文本之中,从对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勾画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性轨迹。从文本学方法出发,对毛泽东思想某一原理的使用,必须要将其置于毛
泽东思想发展的整体性维度与具体历史性阶段的统一性之中加以考察,具体而历史地分析此一原理的文本
学出处以及依据,具体而历史地复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特殊情况,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具体地
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若干原理、结论,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视角重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之维。
第二,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度。与毛泽东研究过程中非历史性操作方
式密切相关的一个显性结果,就是研究中所勾画的毛泽东思想肖像丰满度的锐减问题。传统研究范式对毛
泽东及其思想发展动态历史过程的“干燥化”处理,使得毛泽东及其思想不是通过一幅幅具体而生动的历史
画卷(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上述具体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态历史性变化而呈现的,而是基于抽象
化原理、结论所搭建的框架所呈现出的单一骨架。此外,传统研究范式更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苏联教科书的若干宏大原理框架)为工具去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这一理论倾向具有双重
效应。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保证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科学性,因为这从根基上符合历史发
展一般规律的“写实”,避免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漫画式”勾勒;但从另一维度而言,倘若仅仅停留于历史
唯物主义宏大叙事逻辑———诸如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而缺乏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精细化勾勒,那么呈现
在读者面前的毛泽东思想肖像更多的是简单线条勾勒或者是一幅像素极低的模糊照,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
毛泽东丰满的思想肖像。并且,宏大叙事逻辑在研究中更多地是从所谓抽象的元理论出发去勾画毛泽东思
想肖像,对于作为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鲜有关注。尽管毛泽东的每一个文本所呈现的仅仅是在具体历史
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片段化“截图”,但由于不同文本类型的差异(诸如读书笔记等“非正
式性文本”在呈现作者思想肖像时与正式公开出版的文本之间必然不具备同等意义),使得文本所展现的毛
泽东思想肖像的“像素”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这并没有否定文本解读在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过程中的
①
②
正如《回到马克思》的作者所坦言的一般,“功能性深度阅读”借用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方法,即从显性文字之中读出其所具有的隐性理
论构架(“空白”)。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6ꢆ7页。
NickKnightꢀRethinkMaoꢁExplorationsinMaoZedongꢀsThoughtꢁWashingtonDCꢅ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7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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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只有实现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通过多幅思想
“截图”的重合、拼接,才能全面而真实地彰显毛泽东的丰富思想肖像。因此,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度,
需要自觉摒弃非历史性阐释模式,需要实现“宏大描绘”与“精细化研究”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必然进一步要
求深刻根植于毛泽东文本,从客观文本所呈现的每一幅画卷中不断对毛泽东思想肖像进行细节化补充,以不
断增强其饱满度。
第三,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拓展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尽管随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科学评价原则的确立,国内毛泽东研究迎来了一个不断趋向学术化、
学理性不断增强的新时期,但实事求是而言,由于在方法论层面的非自觉性,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寻找到新
的理论生长点。文本学方法的引进,尤其是这一方法对文本基始性地位的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历
史情境的分析及其精细化解读,关于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以及对解释学基本意义等深层理论意蕴的揭
示,有助于进一步开拓毛泽东研究的新局面。这里我们不妨以毛泽东思想史研究为例,展示文本学方法所具
有的理论优势。毛泽东思想史作为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分享了毛泽东研
究的一般特征,即非历史性、同质性等基本景象。换言之,以往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
不是从毛泽东具体的历史性实践及其理论反映———文本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探寻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发
展轨迹,而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原理反注文本”式研究,即运用诸如“认识论”、“矛盾论”、“群众史观”
等抽象原理去建构毛泽东思想史。也就是说,传统研究范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先在设定了毛泽东
思想的若干原理及其框架,进而从毛泽东的文本之中寻求证据链的支撑。但问题是,这些用于指导研究毛泽
东思想史的先在原理,本身应该是从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具体历史的分析中抽象出来的,但实际上它却被直接
用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史,并通过具体历史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原理先在的合法性,这在逻辑上存在本末倒置的
悖论。因此,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某一专题性研究中,很容易出现早期毛泽东关于此问题的思想与晚期关于
此问题思想的“并存局面”。例如,毛泽东早期基于人生奋斗与道德修养维度而做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
名言警句,在一些学者看来,则与其晚年所谓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阶级斗争并无实质性差别。因
为传统研究范式脱离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脱离文本的客观具体历史环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从根本上将
不同时期的思想视为无任何差异的同质性思想流变。所以,传统研究范式所展现的毛泽东思想史,从根本上
是一套缺乏深刻历史感的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是由若干同质性原理所组成的平面化图景,从中很难看
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轨迹及其关键时刻的逻辑“异轨”。但是,在文本学方法的指导下,对毛泽东思
想史的研究则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即不是先在设定毛泽东思想的若干原理框架,而是通过对毛泽东
客观历史实践活动的深刻把握,通过对具体历史性文本的精细化解读,以历史性视角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
具体进程及其若干发展阶段的质性变化,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毛泽东思想发展丰富而复杂的历
史进程与逻辑进展。
三ꢃ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若干原则
尽管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备引入文本学方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且这一研究范式对于现阶段深化毛
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但是,在此过程中仍然需要确立文本学方法的科学运行规范,密切关注
如下基本问题。
首先,应自觉区别“文献学”与“文本学”的内在差异性,避免将文本学方法局限为资料的收集、版本的考
证或概念的考据等感性经验层面的研究。“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文本真伪的鉴定、不同
版本的比较研究,这不同于本文所言的文本学方法。如果仅仅停留于对毛泽东文本形态的所谓“客观”研究,
或者沉溺于对所谓“权威文本”的追求①,而忽视了对文本深层理论构架以及作者在写作文本时先在的理论
①
参见:施拉姆曾先后编辑了大量英文版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未经修饰的讲话与书信》(MaoTseꢂtungunrehearsedꢁtalksandletters1956
71)与《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MaoꢀsRoadtoPowerꢁRevolutionaryWritings1912ꢆ1949)等。他认为,只要通
-
过大量编辑、整理所谓“未经修饰”的毛泽东文本的原初形态并占有上述文本,就可以清晰阐释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在他相关的理论著作中,
经常会出现诸如“证据”(theevidence)、“事实”(thefacts)、“明显的证据”(obviousevidence)、“毛泽东的著作”(Maoꢊswriting)和“文本”(the
texts)等彰显研究客观中立性的高频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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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那么在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同时,也必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意义的消解。这一点在国外毛泽东研究
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国外学者由于在毛泽东文本占有上的“先天不足”,因而导致了他们十分重视文本资
料的收集,版本的考证、对比等“客观”分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只注重从客观文本出发的研究倾向。
正如国外有学者在批评上述研究倾向的“经验主义”本质时所指出的那样,沉溺于对文本的经验事实等所谓
客观“证据”的占有,而忽视对文本的理论分析,结果只能是导致研究的“理论贫困”①。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
域存在的关于“毛主义”是否是“传说”的“第一次论战”为例,各派都是以占有毛泽东文本的“客观证据”来反
对对方的观点。但问题是,上述被“同质化”使用的所谓“客观证据”,本身就存在着前后的巨大差异性,并且
都尚未通过理论分析而揭示蕴含其中的“理论本质”。因此,在此次论战中单纯基于所谓文本的经验事实的
做法,从根本上既无法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也无法反驳对手观点的非理性,“如果在考证之外没有现实的
支撑点、没有自觉的理论准备和对自身解释原则的合理证明,即使再华美的文本学亦徒具有限意义”②。
因
此,当前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提出引进文本学方法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对毛泽东文本重新进行文献学意义上
的考证、梳理(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文献学研究构成了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性环节),也并不是意味着以往研究
范式不注重毛泽东文本,而是其在对待毛泽东文本的历史性、阶段性、具体性与文本的理论意义等问题上存
在着不足。因此,文本学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主要不是为了突出“文本”的意义,而更多地是从解释学意义上提
出对待毛泽东文本的新路径,这主要是对传统研究范式中“原理反注文本”模式的反驳,是对文本深层历史逻
辑构架的发掘。
其次,由于毛泽东及其思想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文本学方法在实现视域融合等基本问题上,须臾不能离
开对文本所生发的具体历史场域的科学分析。众所周知,毛泽东首先不是一位居于书斋中的理论家,而是一
位职业革命家,这种身份从根基上形塑了毛泽东理论思考及其理论成果的内在特殊性,即构成毛泽东思想载
体的文本,主要不是基于对特定理论问题抽象思考的产物,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也不是抽象逻辑体系
的归纳与建构,而是始终根植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理论表达,始终呈现出强烈的问题意
识与现实关怀。毛泽东对于现实问题的关切构成了他理论写作的原初动力,也先在决定了他相关理论表达
的呈现形式,这些内容从根基上决定了文本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的
契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本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之
中,定位它在社会文化之间的位置与形象,分析它如何与更大范畴的历史话语建立起内在联系,又如何象征
性地呈现特定情境中的历史逻辑和文化理念”③。以《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例,该文主要不是作者对本本主
义理论概念的兴趣使然,主要不是为了进行所谓的抽象理论书写,而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
想而写的”④。换言之,是为了解决革命实践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经验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构成了形塑这一文本的具体场域,并且不断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后来毛泽东在大量阅读苏联教科书之后写作的“两论”,正是这一文本背后逻辑理路的不断推进与发展。
如果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字面阐释,尤其是对后来“两论”中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分析、解读,拘泥于通过字句层
面的对照,判定是否是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等问题展开研究,那么文本背后的深层理论意蕴就不可能自动呈
现。文本学所强调的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问题,不可能通过对文本的“死啃”而被提出。由此可见,毛泽东
文本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作者的原初性思考意图等重要基础性内容,并未以直接显性的形式呈现于文
本的表层文字之中。而对于上述隐性内容的揭示,并不仅仅是对文本写作背景的澄清,它本身就代表了研究
的开始,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环节以及解释的一个部分。毛泽东文本始终承担着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历史重任”———对实践问题的阐释与解答,倘若固守抽象的文本,将毛泽东文本定义为理论“手术台”上
①
NickKnightꢀꢇTheMarxismofMaoZedongꢅEmpiricismandDiscourseintheFieldofMaoStudiesꢀꢈ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
Affairsno16ꢁJuly1986ꢂꢅ11ꢉPaulHealyꢀꢇReadingtheMaoꢊsTextsꢅTheQuestionofEpistemologyꢀꢈ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
0no3ꢁ1990ꢂꢅ351
2
②
③
④
胡大平《从文本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若干基础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第34页。
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第23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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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ꢃ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
待解剖的对象,还原为抽象的学术规范与标准,所得到的只能是文本历史性内涵与现实性价值被抽空之后的
“空壳”而已。
最后,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学方法的引进不是以文本对抗、消解思想史研究,而是文本与思想史的互动
发展。这种互动就是在思想史宏大参照系下勾勒文本的微观发展,通过文本的具象化阐释叙述来做实毛泽
东思想史的研究。从广义层面出发,可以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性动态发展进程纳入到宏观层面的思想
史研究序列之中。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无外三种模式。一是以概念为导向,以理论叙述带动历史性描述,如斯
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理论概念分析带动毛泽东思想史的书写①。二是从对毛泽
东具体的实践活动分析入手,阐释在实践过程中思想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这一点比较鲜明地体现在施拉姆的
相关著作和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ꢆ1935》中提出的“有机解读法”(invivointerpretation)
之中②。三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格局出发阐释毛泽东的理论建构及其思想史发展的进路,这种解读
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难度,但也更具有科学性。一般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都主要侧重于前两种模式,而
本文所言的文本学方法更多地是从第三种意义上展开的。因为文本学方法的引入并非孤立地聚焦于单纯的
文本研究,也不是为了培养毛泽东文本研究的“技艺学”,更不是以文本对抗思想史的研究,它更多地关涉毛
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历史观维度,是文本与思想史研究的“合题”。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文本学
方法的解释学意蕴角度而言,任何文本都并非不证自明的确定性,而是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凸显意义,并且只
有通过解释才能达到它存在的历史现实性。换言之,对作为呈现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进行研究,主要不是
为了从客观中立意义上对其展开所谓科学规范化“解剖”操作,而是对文本展现的思想史议题进行客观分析,
为了阐释毛泽东具体思考情境及其问题意识,为了弄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即毛泽东缘何会写出此
类文本,以及缘何会在此类文本中形成此类观点等。另一方面,对单一性文本的解读本身构成了思想史研究
的一个部分,并且只有将这种解读置于整个思想史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考察,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论
视野与整体性意义。因为从广阔意义上而言,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可能脱离思想史的语境,并且也只有在思
想史的“考古”中才能真正凸显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毛泽东研究更是如此。毛泽东文本的创造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针对特定现实问题的理论表达,文本深处的“空白”深刻并且隐性地呈现为特定的“理论承诺”与“现实
指向”,上述意义的发掘只有置于具体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才能全面理解。并且,毛泽东文本在时间的延长线
上也呈现为不同的解释史,不同的理论解释本身从更加广义的层面上构成了毛泽东文本理解的思想史背景,
如何结合上述背景重构毛泽东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也成为了文本解读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而从毛泽东文
本与当下的现实关联性及其现实意义角度而言,文本解读的当下意义成为了更为广义层面思想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
综上所述,基于方法论层面的一般性指导意义、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毛泽东研究的内在相似生存图景
以及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先期性尝试的综合考虑,将生发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应用
于毛泽东研究领域,对于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拓展研究的宽度与深度,对于毛泽东研究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本文所言及的上述新研究路向,只是开启了对此问题的“大
胆假设”之路,尚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小心求证”,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何ꢃ毅]
①
〔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BrantlyWomackꢀThefoundation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1917-1935ꢁHololuluꢅTheUniversityPressofHawaiiꢀ1982ꢂꢀxi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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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