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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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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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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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年3月
Vol50ꢀNo2
Marchꢀ2023
发生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结合”的四重逻辑
陈红娟
ꢃꢃ摘要: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系统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贯穿着“为谁结合”、“为什么结合”、“怎样结合”、“如何表达”四重问题逻辑。其中,以人民至上
的价值立场回答了“为谁结合”的问题,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功能指向回答了“为什么结合”的问题,以优化结合方法
为技术导向回答了“怎样结合”的问题,以中国特色为话语回答了“结合成果如何表达”的问题。这四重逻辑交错纵
横与递次共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良性发展并实现阶段性跃升。
关键词:发生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逻辑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2001
收稿日期:2022-10-27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2021ZQH003)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娟,女,河南鹤壁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市
曙光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E-mailꢅchenchen0392@163com。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党的
二十大报告又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
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②“两个结合”成为是否能够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二维互动拓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
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维一体。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系统发
生了结构性变革,“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志,而发生认识论的中
心问题就是关于新结构的构造机制问题”③。因此,有必要从发生学④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结构的
生成机制展开重新审视,重新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要素之间相互推动和彼此有机交融的发展样态。从
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为谁结合”、“为什么结合”、“怎样结合”、“如何表达”四重逻辑。这里
尝试运用发生学理论建构一个“价值ꢆ功能ꢆ技术ꢆ话语”过程性研究范式,前瞻性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
①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③
④
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第8版。
学术界关于发生学的理论颇多,如理论创新史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巴什拉和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等,本文中的发生学主要是从理论发
生的一般性事实着手,从理论的源起、发生、发展切入,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发生逻辑的一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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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的发展图景,以期深化相关学理探究。
一ꢃ为谁结合:人民至上的价值之维
以往学界对“为什么结合”、“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讨论比较多,大多数学者从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视角肯定
了“结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为谁结合”的问题一直作为隐形前提被遮蔽。“发生学研究通过探究认识
的结构生成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亦存在着主体与
客体的互动。不过,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研究更多地是关注主体与客体间“结合”,忽视了“价值”作
为中介性因素形成的规范性作用。事实上,价值制约着事实性认识的发展,“对价值的认识比所有一切纯理
论上的理解都更为在先、更为根本”②。而且,任何理论认识不会是对所有知识的全部汲取与加工,哪些进入
理论视野,理论向何方向发展,与知识、主体需求、利益三者形成的价值关系密切相关。“为谁结合”是主体价
值导向,主导着整个结构与机制运行的方向。可以说,“为谁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前
提条件,直接决定着“结合”的目的与方向、导向与立场,是其价值遵循的直接体现。
①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 ,还是列宁强调的“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
又不同于俄国” ,都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开始就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
情况进行具体应用,应注重“结合”。只是在“结合”过程中,不同主体根据自身价值取向与现实诉求形成多种
③
④
“结合”的可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俄国也存在俄国化的问题,正如列宁在谈及劳动解放社译介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时指出它“首次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得出了各项实际结论”⑤。尽管就马克
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人民群众具有历史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
合”应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价值导向,但也不可否认,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价值立场的错位。俄国在推动马
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歪曲甚至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也曾出现过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错误实践。我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有人片面和僵化地引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教条化、神圣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过
程中应明确价值立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纯学术楼阁里的逻辑演绎与推理,“结合”不是一种单
纯的个体理论探索,其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实践探索密切相关,其发展离不开对人民价值立场的关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为人民而“结合”的价值导向。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为谁结合”方面,曾在僵化地服务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服务于中国实际
需要让广大人民受益方面出现过曲折。由于受共产国际、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王明等人甚至提出过
⑥
,
“武装保卫苏联”这样脱离中国实际需求、违背人民利益诉求的荒唐口号。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建
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强调“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的对象,正如毛
泽东所强调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⑦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紧密依靠工农联
盟,团结争取中间力量,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艰难前行,经历了从良性发展到非良性发展的曲折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第二次结合”,并站在人民的价值立场上根据中国自身需求进行探索。不可否认,此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②
③
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第8版。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5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页。
④
列宁《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274ꢆ275页。
⑤
⑥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⑦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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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娟ꢃ发生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四重逻辑
也经历了与苏联化经验、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较量,曾在价值取向上发生过偏离。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取向上重回正轨,不断突出人民的需求。无论是在社会主
义道路探索中为了人民“物质生活”需求而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还是在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准上提出“人
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都可以看出,人民价值取向贯穿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始终。
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必须”,其中首个“必须”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已然不再是“结不结合”的问题,而是在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朝着良性发展方向
前进的基础上“如何结合得更好”。而“人民至上”则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结合”中将人民的现实需求作
为“结合”的着力点和导航线,服务于人民既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也是理论创新最终的逻辑旨归。正是基于
对人民现实需求的正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转
化。与此前人民更加注重物质生活需求不同,新时代以来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日
渐凸显。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变迁与技术升级合力共振,人民对精神文化需求在“质”与
①
,
“量”上均有较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亟待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创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遵循,科学把握人民对“文化”的
需求,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隐性存在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显性化诉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构性变迁。
总之,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需要解决“为谁结合”这一运行与发展
的前置性条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来看,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运行的应然性取向,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实然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样态。
二ꢃ为何结合:解决重大问题的功能之维
发生学探究与认识相关的结构生成,不仅研究认识如何发生,也研究认识为何发生③。“问题却是公开
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
声”④。
问题是一切科学理论进行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
论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这一实践操作活动问题,“实践操作活动才是所谓人类的智力、理
性、思维的基础和来源”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解决实践操作活动的“问题”中不断创新发展,正如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两个结合”要“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⑥。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否关键看不同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式”是否有所变化,“一切都取决于总问题的性
质,因为总问题是组成部分的前提,只有从总问题出发,组成部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一种思
想的最后意识形态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⑦。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重大问
题,一是中国文化发展中所形成的重大问题。当然,这里的“重大问题”并不是所有实然性存在的具体问题,
进入思想领域的问题是统摄所有具体问题的整体性存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能够“表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
①
②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9页。
③
④
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第8版。
卡·马克思《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⑤
⑥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1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7页。
⑦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ꢆ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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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 ,紧扣时代脉搏,表征时代本质的问题;二是,经过多个具体社会问题的抽象、浓缩、汇聚与提炼,关涉
绝大多数人生命体验的经验事实;三是,具有一定的时空延展性,是一个关涉长时段、整体性和关键性的“真
问题”。正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理论探索
的空间,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该问题的答案也因时代与语境变迁而不断革新。
①
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时代趋势,围绕中国具体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
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围绕“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农村反革命力量
薄弱、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等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一度作为社会热
议的话题,但主要呈现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并未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隐形性和伴生性的问题存在,主要集
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说中国话,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等。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初步对社会发展阶
段、主要矛盾以及国内外各种关系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时期曾确立了“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同时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理念初显。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系列重大问题开展理论创新,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从属性问题服务
于不同时期的主题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道德滑坡、价值观多元化等问题中不
断进行精神文化层面探索,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先进文化”抑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等,均可窥知一二。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结合的问题不断汇聚,逐渐形成从枝附影从式地附属向显性、主导式的引领转化的新趋势。
重大问题并不会随着阶段性问题的解决而消失,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矛盾更替等不断发生中心移位,
甚至是更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不断解决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中确证自身的生命力,正如英国科学
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言:“我们以问题转换的进步程度,以理论系列引导我们发现新颖事实的程度来
衡量进步。”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③问题展开理论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解决的
问题域不断位移、拓展、扩充甚至变革,“具体实际”依然是“结合”的重心。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场域所彰显的
内生力日渐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始时如何解决马克思
主义理论跨文化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民族化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互动式的深层融合,形成双向激活和协同发展。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日渐凸显。正是基于对重大问题结构性
变化的洞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跃迁。
总之,任何事物的发生都需要一个动力,解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重大现实问题就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发生、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围绕这些主题性问题形成了不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
三ꢃ怎样结合:优化结合方法的技术之维
“如何发生”是发生学研究的重点。如上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
①
②
③
杨洪源《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的现实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7日,第4版。
〔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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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娟ꢃ发生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四重逻辑
题,但如何解决,也就是“怎么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结合好”的关键。结合的方法与方式是能够结
合“好”与否的关键。皮亚杰认为:“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
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
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①。可以说,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能在“结合”中成功
“解决问题”,首先需要主体运用有效的工具科学实现对客体的认识。如何科学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如何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者自身的主体智慧,还需要方法技术上
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方法有多种。从发生学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结合,首先
需要科学客观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趋势,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可或缺。尽管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多地是形而上的探索,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现状如何、中国人民有着怎样的文化诉
求显然都需要底层调研,并不断聚焦、抽象、提炼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找到
“结合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结合好”只需要调查研究这样的技术理性的介入,但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实现“结合”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甄别、理清“信息源”,实现对
具象问题的感知、整合与抽象,把握问题群整体性存在,这是实现如何结合的重要一环。
从马克思设计《工人调查表》、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
展离不开对实际的调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优化调查研究的具体方式方法,实现从走访式调查研
究向数据化调研等多元化方式拓展。毛泽东不仅亲自开展调查研究撰写《寻乌调查》等,而且在党内三次提
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视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警示“不调查不研究”就
亡国亡党亡头”③。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正确调查”的重要性,提出了摒弃“走马观花”的方
②
,
“
法,提倡在鉴别、整理的基础上“下马看花”展开系统性调研的方法。不过,改革开放以前的调查研究主要是
走访式、座谈式调研,表现为田间地头进行访谈、数据统计与代表座谈等。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
临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迁,阶层分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冲突化彰显;另一方
面,不同时期社会呈现的问题复杂化、多样化、碎片化。这对调研主体、传统调查方式和方法等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也使明晰中国具体实际的事实经验、提炼不同时期主题性问题的难度增强。此时,网络技术逐渐发
展起来,信息交互与传递的方式发生变革。除了传统的走访式、座谈式调研外,电话调研、计量统计、抽样调
查、典型调研、网络调研等依托详实、可靠数据而开展的现代化、科学化调研方式日渐兴起,江泽民曾强调,
“
进行重大决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的定量分析”④。
新时代以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面临知识和信息要素在社会内部高速流动的新的社会语境。中国社会在需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⑤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
程中正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文化发展方向展开调查研究也面临数字化转型。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用好
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
中发挥更大作用”⑥。数字驱动的工作模式内嵌于调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需要更
科学掌握“中国具体实际”。一方面,数据技术赋权调研,海量数据储存、共享、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关系、
模式、规律与趋势特征的分析、洞察、勾画等,有助于更加精准明晰事实及要素关联。另一方面,数据思维赋
①
②
③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引言,第16页。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
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④
⑤
江泽民《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我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2000年12月1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2
页。
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
报》2017年12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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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研,精准化地筛选数据与定性化分析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证化发展。毕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辨,而且要发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调研的准确性以及由此
厘定、整合与提炼的主题性问题则直接影响其发展方向。此外,习近平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了调查研究的方
法,在批判“蜻蜓点水”式调研、“钦差”式调研、“被调研”、“嫌贫爱富”式调研①等的基础上,为科学正确开展
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在问题意识引领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沿着问答逻辑
开展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实际的调查研究这一方法。而作为“结合”的中介与桥梁的调查研究本身也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断革新,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数据赋能调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保障。
四ꢃ结合成果如何表达:凝练中国特色的话语之维
事物发生发展会阶段性呈现某种结果,这种结果既是行为上或者实践上的一种事实性改变,也是解释性
或者学理性层面话语的转换或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最终将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其
呈现亦离不开话语符号的系统表达。当然,话语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而是蕴含着思维方式、知识观念与权力
存在的意义构建,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
合”还面临着结合成果“如何表达”,也就是如何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过程中,一方面,19世纪产生于德国、俄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
国语境本身就面临一种新的“构镜叙事”,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在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结合过程中实现跨文
化、跨语际的语义旅行,经历中国思维的演绎、发展与创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形成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又形塑着中国社会实体与关系,毕竟“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
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
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经过“抽象力”的爬
梳、整合、重构与提炼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验化理论提升依然离不开直白经验的学理化、抽象
化整合,“经验的本性就在于:它自己寻找并找到表达出它的语词。我们寻找正确的语词,这就是说,寻找真
正属于事物的语词,从而使事物在语词之中表述出来”④。可以说,无论是文化融合的发展,还是经验化的理
论提升,最终都将诉诸中国特色话语的输出与建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百年实践中也形成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面临的是翻译层面的话语转化,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跨文化生存问题。此间,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形式经历了从僵硬化、教条化的苏联化表达向中国化表达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书写习性等深度融合,不仅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而且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精神武
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注重语言形式的中国化到实质内容中国化的跃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阶级”为标识的革命话语体系,围绕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关系开展了系列话语建
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核心政治话语从革命转到了建设,尽管革命话语仍在存续,但“建设”逐渐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话语建构的核心,主导整个社会发展。以往在革命话语主导下处于次要位置的“社
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等建设话语逐渐演变为统领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政治话语。“革命”与
“建设”两大主题交织争竞,在共生与博弈中相互影响,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与符号,承载着中国人民推动国家富强的集体记忆。中国共产党围
绕改革对象、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方式等形成了以改革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指导并推进改革实践。“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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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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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德〕汉斯ꢆ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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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娟ꢃ发生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四重逻辑
设”与“改革”也经历了主题话语交织并进与主次继替的变迁,“建设”逐渐作为从属性话语服务于改革这一核
心话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话语的退场。事实上,新时代以来革命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彰显于政治舞
台,并不断被标识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其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①
。
新时代国内外话语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国内话语引导力与传播力面临着新挑战,如“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以偏概全、颠倒是非,自媒体“去中心化”同时“微叙事”弱化政治思想的深度体验等;另一方面,“西
方中心主义”用西方理论话语阐释与解读中国的经验,消解与弱化中共核心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共产
党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逐渐发展出以“人民”为核心,以“中国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至上”等多个关键词共同聚类与表征的民族复兴话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将“民族复兴”和“人民奋斗”
结合起来,如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讲话以及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等等。人民话语凝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想共识,同时强化着中华民族复兴
这一集体行动指向,毕竟任何政治话语的言说总是蕴含着特定的行动意图。同时,人民话语彰显着中国特
色,实现了“人民”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激活与转化,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民本思
想。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特色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其在对内与对外的传播层面也面临着
调整。从长时段来看,“每个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都不得不创造一套特殊的
词汇,而其中的词随后又不断改变意义”②。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锤炼与塑造,不仅面临如何通过
凝练与塑造中国特色话语实现思想合流与行动整合的问题,还面临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实现特殊
化向普遍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转化的问题。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探索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本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实现和发展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可以说,无论是从
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是人类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都应从话语角度
实现新的引领。那么,如何实现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表达,并有效实现跨文化对外传播,也将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总之,中国特色话语的形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表征。这些中国特色话语彰显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也不断融入人民生活的日常叙事,发挥着承载、表达与整合主流
思想、汇聚共识、社会动员等功能。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
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价值ꢆ功能ꢆ技术ꢆ话语”四重逻辑贯穿其中。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回答了“为谁结
合”的问题,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功能指向回答了“为什么结合”的问题,以优化结合方法为技术导向回答了“怎
么样结合”的问题,以中国特色为话语维度回答了“结合成果如何表达”的问题。围绕这四个问题形成的内在
逻辑交错纵横与递次共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良性发展并实现阶段性跃升。
[责任编辑:何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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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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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形形色色的交换》上册,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263页。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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