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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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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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年3月
Vol50ꢀNo2
Marchꢀ2023
中华文明从“旧”到“新”的密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
—
林国标
ꢃꢃ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孕育和涵
养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百年历史。知识型传统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改革
创新;价值型传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形塑奠基、实践导引、话语解释的作用;制度型传统涵养了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其他基本行政管理制度;风俗型传统推动了当今的大众文化建设和
乡风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丰富和增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不仅造就了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新的历史辉煌,而且重塑和创新了中华文明,广泛而充分地吸收了传统中华文
明、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实现了三大文明的交汇融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文明史;关联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2004
收稿日期:2022-03-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渊源关系研究”(20&ZD007)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林国标,男,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
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E-mailꢅlinguobiao2008@sinacom。
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运用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和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关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和理论依据。他说:“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
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
光荣。”①“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
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②这些话
清晰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中华文明
史的一部分和发展新阶段,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文化母体和精神源泉。从中华文
明发展与演进的大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中华文明自我调适、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本质体现;从
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比较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把中华文明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造就了中华文明
新的历史辉煌。
一ꢃ中华五千年文明成果孕育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百年历史
在本文的语境中,“文明”与广义的“文化”同义,与广义的“文化”同义的“文明”则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诸方面。传统的“文明”内容大体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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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会文明。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华文明从结构上细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精神
文明四个方面,因而中华文明系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总成果。这四种大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子类文明相对于后
续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各种类型的传统。中华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的传统,即知识型传
统、价值型传统、制度型传统、风俗型传统。这样,“文明”与“传统”之间就有了如下的对应形式:物质文
明———知识型传统,政治文明———制度型传统,精神文明———价值型传统,社会文明———风俗型传统。
下面,我们就以这种框架来探讨中华文明对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产生
的影响。
(一)知识型传统及其影响
所谓知识型传统就是指传统文化以知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类型,就是有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知识与信
息,包括名物、典章、文学、科技乃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事迹等,也就是关于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
史等各类经验性知识。它是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以及各种实践活动的记录。
知识型传统对应于物质型文化或物质文明。从概念上理解,“知识”不等于“物”,但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
最终会凝结成历史之“物”,即文物、古迹、典籍,它们都是历史知识的载体,因而知识型传统离不开历史之
“
物”。知识型传统的这种“物”的特性意味着它具有客观性、可靠性、真实性,它是我们产生历史意识和历史
情感的客观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运用知识型传统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以激发民族的自豪感。民族自豪感的产生依赖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熟悉、了解。各类历史性学
科及话语体系的建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对历史文化知识的展示与解释、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中对传统文
化知识的重视和强调、文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不遗余力的整理与挖掘、领导人对外交往活动中对传统
文化知识的推介和宣传,无一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型传统的尊重,并注重对其的运用和弘扬。
第二,用以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进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才会具有更强
烈的爱国情怀。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活动以及民族精神培
育活动中,始终注重以学习、了解和珍爱的态度,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习
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
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
第三,用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创新。对于传统文化与改革创新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
化直接影响现代社会的改革创新。“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扰,人类经常需要诉诸传统文明中
的智慧,……历史证明,被现代科学主义轻视、排斥的很多属于传统文化的宗教、伦理、文化、风俗,经常会在
现代化的刚性诉求中起到缓冲作用,慰藉着人们脆弱的心灵”②。中国共产党深知传统文化与改革创新的密
切关系,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每当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总结伟大历史经验来获得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能力。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③党的历
届领导人都留下了阐释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篇章和杰出范例。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方法创新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8页。
(
②
③
原祖杰《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 ———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文史哲》2015年第6期,第18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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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标ꢃ中华文明从“旧”到“新”的密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
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启迪。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全面深化改革、以德治国的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都融合和创新了知识型传统。
(二)制度型传统及其影响
制度型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类型,它指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为保证统治者的意志、核心价值观念
的落实,或社会秩序的形成而建构的各种制度、体制、程序、惯例,包括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
制度机制。
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古代制度无疑不能混为一谈,二者具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但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建
构都有它不可避免的路径依赖,正如制度学家诺思所言:“‘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①
列宁也说过:“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
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②今天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就社会存在的“客观性”而言,具有某种同一性,如广袤
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这就决定了历史上有效的治理制度和治理经
验仍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历史前提,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和实践中,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尊重和继承了优秀的制度传统,换句话说,中国
优秀的制度文化孕育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探索和制度实践。
第一,“大一统”国家管理制度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所谓“大一统”就
是对“一统”国家的崇尚、追求。这里的“一统”既包括国土和版图在空间范围的统一,也包括权力、制度、语
言、文化等各方面的统一。“大一统”制度与泱泱大国相匹配,衍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制度传统。
“大一统”制度的运行强化了人们对国家独立、统一、富强的追求,也强化了人们对独立、统一的国家价值的认
可。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了传统“大一统”制度中所包含的“独立、统一、富强”等价值追求。十九
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多方面优势,其中的某些制度优势或多或少来自对优秀传统
制度文化的批判继承。
第二,传统的民本思想及其制度安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在几千年
的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无论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对专制君主权力进行制约的一套话语,都
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并非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模式,而更
多地是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着眼进行制度设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以人民为取向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体现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
影响。
第三,儒家的“德治”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当今的行政管理制度。“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
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③,“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④。这两段话说明
了儒家德治的基本特点,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注重对民众的教化;第二,按规矩和制度办事;其三,官员
要起表率和榜样作用。这就是“德治”的基本轮廓,其中对官员要求“修身”、“立德”、“仁义”,“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⑤。官吏不仅是执法者,更是“教化者”,强调官员的道德修养及表率作用。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强调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加强党性修养。刘少奇在《论党性修养》中甚至直
接借鉴传统道德修养方法来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党性修养中所强调的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道德品
质的修养正是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第四,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史官传统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经验。
①
②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5年版,第3页。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
版,第282页。
③
④
⑤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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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为对自身历史的尊重、敬畏,并喜欢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
总结来为现实提供经验参照。这种历史意识也转化成了古代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法———历史镜鉴法。即
唐太宗李世民所谓的“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①。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历史镜鉴法,并把它运用到
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既重视对
党史、革命史的学习和研究,也重视对中国史、中华文明史的学习和研究,从中获得未来发展的启迪。
(三)价值型传统及其影响
价值型传统偏重那些有关道德和价值的精神部分,包括信仰、民族精神、道德伦理体系、价值观体系等。
价值型传统形塑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灵魂。根据爱德华·希尔斯对传统的定义,传统
“
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②。这里的传统是指那种延传的流动性的“文化”,即精
神现象和价值文化。古代文本中的“传统”是指代代延传的制度和秩序,而制度秩序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
其中贯注的价值和精神。可见,传统之所以有继承和发展的必要,是因为它们之中贯注着某种精神性的东
西,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是价值型传统。相较于其他类型,价值型传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直接而广
泛,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优势。
第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传统的价值型文化直接涵养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种范畴的理解和阐释、价值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参考
了传统的价值观话语资源。
第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阐释话语。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指向主要是民众道德的养成,而道
德的养成有赖于已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已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价值观形成的作用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传统
的价值观和道德话语能够为新时代的价值观提供解释框架和价值导引。
第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实践范例和历史案例,并通过实践范例的展示为当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明确的参考路径。道德的培育有一种必须依赖的“路径”,就是历史传统,准确
地说,就是价值型传统。无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生动地诠释了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组成了传统
价值观话语体系和解释体系,不仅说明了价值观的内涵,而且指明了价值观的实践方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历史英雄故事、历史英雄形象、传统道德叙
事的原因,也是我们党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宣传传统道德和价值型文化来增进革命道德和弘扬大公无私、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同样挖掘了价值型传统中的有益元素,培育了“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公而忘私”,“勤俭节约”等新型道德与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倡导既积极学习传统的哲学、伦理思想,又
努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抓孝敬教育,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抓诚信教育,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诚信道德
资源,在全社会大力推行诚信制度化建设;抓勤劳节俭教育,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吃苦耐劳、戒奢克俭的优良传
统和崇高品格,开展全民性的勤俭节约活动,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打下了精神基础。
(四)风俗型传统及其影响
风俗型传统属于制度型与知识型之间的一种传统类型,它是建立在民间自然习俗以及社会管理基础上
的各种风俗和礼俗,它对应于文明类型中的“社会文明”。
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国度,这种古老文明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它具有多姿多彩而又特色
鲜明的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
风俗型传统不是保存在文字和典籍中,而是流传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活的传统。这决定了它对时代的
影响是日用而不知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民间风俗宣传革命思想。如在早期农民运动中,为了能更
直接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革命者将革命道理用当地的方言编成歌谣,到农民赶集的地方去演唱;苏区时
期,红军队伍以客家民歌为基础创作了大量苏区红歌,利用民族的传统节日集中宣传革命理论。
①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0页。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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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不遗余力地推进大众文化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吸取了
传统礼俗文化的元素,如在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中,就有传统礼节、传统
礼仪教育的内容。此外,重视发挥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教育功能,挖掘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培育特色
鲜明、气氛浓郁的新型节日文化,通过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
俗。
二ꢃ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丰富和增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造就了中华文明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就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也是探索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
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
多方面的重要成就①。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过类似的关于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概括和介绍。这些文字,一方面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和自豪,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百年奋斗,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等各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悠久的中华文明,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了生机,从而创造了中华文明新的
历史辉煌。
(一)造就了物质文明新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伟大壮举。我们完成了三大改造
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我们党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起来的康
庄大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时代。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经过多年奋
斗,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也明显跃升,我国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百亿元增加到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4.36万亿元,
随着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获得感明显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
2021年人均GDP超过1.25万美元,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早已告别商品短缺的年代,民众的消费结构已
在世界经济格局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逐步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保等民生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广大人民
群众都能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
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作为体现物质文明的科技实力也显著增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2013年起,我国成为世界第
二大研发经济投入国,在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果。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不缺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王朝。与古代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不仅体现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富足上,它更体现在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发展方
式的可持续性上和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上。这从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健全以公共服务为
核心的民生保障制度、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以及如期完成新时代
脱贫攻坚任务等方面已充分体现出来。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②。
①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ꢆ622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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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就了政治文明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既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积
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使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又立足于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健全完善政治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建立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
在先进政治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在政治上,我们
借鉴中国传统话语资源建构了当今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并落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如何建立
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究竟应该以西方为蓝本,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建构中
国的民主体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符合中国特点的民主体制,我们也曾有过困惑。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逐渐找到了科学的民主化制度建设之路。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解释过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
特点、模式及制度结构,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不顾及人民
群众利益的制度,中国的民主着眼于保护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2020年5月22日下午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
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将“坚持人民当家作
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作为一项显著的制度优势确定下来。
在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上,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重大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
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即是说,市场经济作用的发挥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范围内,这决定了在所有
制结构上,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注意把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
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灵活地运用好,发挥二者的优长。中国“大一统”的制度传统以及政府无限责任意识,使
中国在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上,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个体之间自由竞争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平衡,
通过党派之间的无限竞争和相互制约来达到权力的平衡,而是要求政府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
责,按全国一盘棋、大一统的格局来谋划国家的治理和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作为组织者、调配
者、管理者,充分运用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总揽全局、兼顾各方,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结合起来。
(三)造就了精神文明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
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中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形成
了一系列彰显和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中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
从新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问
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方法,分析和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
①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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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①同时,着眼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构筑中国精神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如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成为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的独
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用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团结教育人民,经过漫长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沉淀,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当今时代能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最大公约数”,具有强大的凝
聚力、广泛的感召力和持久的引导力。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和反映民族精神、体
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这些就是中国精神。它们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
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等。中国精神越来越成为我们应对危机的强大动力,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四)造就了社会文明新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也不断提高,
社会治理效果也明显得到改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③
党坚持精准扶贫,实行军令状式责任制,确立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
工作目标,最大限度地动员各方面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并形成了伟
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在抗击新冠病毒的伟大斗争中,党中央果断决策,精准施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率先控制疫情,并全面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
中国共产党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统筹城乡的民生
保障制度;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我国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立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
效机制。
与此同时,在就业、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按照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构了体现效率、促进公平
的收入分配体系,基本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落实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努力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10.2亿人拥
有基本养老保险,13.6亿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在医药卫生体制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完善,我国已建立
了比较完善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以及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党还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④。
三ꢃ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创新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43页。
(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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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创新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造就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新形态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复合型文明,即在实践中广泛而充分地吸收三大文明成果:传统中华文
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传统中华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交汇。站在
中华文明延续和发展的角度,中国共产党的重构和创新点就在于实现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合理要素和积极成
果的交融与交汇。
(一)重塑了中华物质文明
此处的重塑物质文明,并非说对物质财富的客观形态有什么改变,而是指对发展物质文明的手段、方式
和模式的重塑和改变,而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建立有莫大的关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鲜明主题。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始
终坚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建立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这
种体制在运行过程中遭遇到了一些困境,如毛泽东所说:“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
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因而,他提出
要摸清基本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革命和
建设的正确道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试图走出苏联的集权式社会主义模式,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
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基于对“文革”悲剧的反思,中国共产党
认识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和组织革命的方式来达到,它们不能解决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激励机制、产业升级及结构合理化问题,还是要回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需要上
来。同时,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发展的第一步还是以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转型升级的任务,于
是改革开放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乡村与城市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步提高,非国有
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壮大,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培育了主体,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成果的积累和财富的增加,又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官员腐败问题,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严厉整
治“四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相比于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鲜明特点是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手段来发展物
质文明;相比于资本主义文明,其鲜明特点则是国家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始终不曾缺位,实现了“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二)重塑了中国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
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培植出与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这一现代政治主体,进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统
国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体系而复兴中华文明,而且为这一古
老的文明注入了现代精神———人民性。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固然借鉴和扬弃了传统国家“大一统”的管理经验和制度优势,另一方
面也是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军队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合理延续和光大。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专制中央集权,其特点表现为君主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紧密结合,政权
与神权相结合,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贵族特权与官僚政治相结合,具有明显的“人治”特点。传统的
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充分吸纳和
保存了传统制度的正面意义,改革和舍弃了传统制度的负面意义。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国家的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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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标ꢃ中华文明从“旧”到“新”的密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
统一性依赖强有力的皇权,正是强有力的皇权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统一起来,但是在封建社会末
期,在外部侵略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危机下,皇权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减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同样减弱,与
此同时,则诞生了一个以士绅和地主为主要势力的以地方武装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它们游离于乡村伦理秩序
和国家制度体系之外,阻断了国家与基层民众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推翻三座大山,废除保甲与宗法制,取缔族权和绅权,打
击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清匪镇反,使国家权力真正深入乡村和社会基层,通过深入彻底的政治和
社会革命,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四分五裂、组织涣散的局面,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建立了“人民”的共和
国,即以“人民”为主体、以“共和”为政制的现代大一统国家。传统中华政治文明以天子和皇权体系为政治象
征,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现代中华文明则以人民和民主政制作为政治象征。传统政治以皇帝为政治主体,现代
政治则以人民为主体。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为人民谋利益和实现人民民主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更是建立国家政治秩序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前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对传统中华文明进行重塑,因为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先
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科学的详细的建国和治国方略;在组织上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将一批
先进分子锻造成中共党员。他们深入城乡、深入基层,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对引领政治秩序和发展方向发挥
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秩序,既能保障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也能为地方实践提供广阔
的自由空间,使得中国原有的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和
社会的长期发展。
(三)重塑了中国的精神文明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无疑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中国精神的内
在本质和内在支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摸索、逐步
提炼、逐步取得广泛共识的过程。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口号的内在实质
是从思想方法到实践路径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进而形成独立自强、奋斗不息的中国精神。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不断产生阶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
学理论指导,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①。“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
本所在”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把中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原理性创新,比如:哲学
方面,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强调要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要坚持系统观念,要抓重点、抓关键、抓牛
鼻子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了重大发展;提出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等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做了重大发展;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理论;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
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发展了马克思
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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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建党学说;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包括: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坚持胸怀天下。
①
这些思想和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故事和中国方案的理论升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
验的总结,是结合时代精神和实践经验而作出的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四)重塑了中国社会文明
近代以来,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因跟不上时代的变迁而迅速陨落,相反,也有一些古老文明虽然从
内部产生了革命的变化,但他们却能在社会变革中找到新的政治主体,找到新的革命力量,形成新的组织结
构和社会动员方式并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体系,发展和重塑了古老文明。能够实现这种革命性重
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重塑和发展它的实践主体。
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即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正是举国体制所特有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有力的社会渗透
性,才让中国在最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使
得中国在面临十分不利的外部条件下能够抵抗外来的政治、经济压迫,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地推进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它是建立在武装力量基础上的党组织。自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
队在三湾改编中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政治传统,那就是“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从此,军队所开展的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在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
面的工作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军队以及革命政权均服从党的领导,“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
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
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②。
革命时期,军队就是一个大的“社会”,军队的管理体制及组织原则特别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自然
延伸到对社会的管理。中国共产党推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一方面,通过土
地改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自己的切实利益,从而衷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共产党
积累了重要的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管理经验,从而获得了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通过广泛而深入地发
动乡村和基层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层社会有了透彻的了解,锻炼了驾驭基层社会的能力,可以在不同
时期通过各种独创的形式,把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层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党组
织、团组织、民兵组织、农民协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改造
的完成,以前的各种组织同样延续下来。各种身份的人都在自己的组织内:农民ꢆ公社,工人ꢆ工厂,学生ꢆ
学校,干部ꢆ机关,城市居民ꢆ居委会,农村居民ꢆ村委会。此外,还有少先队、青年团、妇联和农会等群众性
团体使社会基层的组织化程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重构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虽然曾有过城乡二元的现象出现,但那是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现象,随着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将走向充分的组织化和有序
化,形成越来越和谐的社会关系。
[责任编辑:何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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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8ꢆ19页。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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