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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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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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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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年3月
Vol51ꢀNo2
Marchꢀ2024
“自觉”的分殊与会通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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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ꢃ蕉
ꢃꢃ摘要:党在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历史节点,号召知识界理论界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立足
中国、放眼世界并且重在引领未来的一次理论擘画。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这一命题既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所提出的“自觉”问题的延伸,也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同时还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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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之交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诸多乱象的回应。在百年探索中,知识界“自觉”之分殊与会通影响了中国道路
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一词在世界现代化动态发展的全景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和定义———所谓“中国本位”,既包
含了过去之中国,还应囊括当代之中国以及未来之中国;换言之,这种更广泛的“自觉”之会通,也为中国从“对接”
西方现代化到“超越”西方现代化提供了持久动力和发展韧性。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实是中国在从被
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它旨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更广泛地会通中国知识界的“自觉”,并努力使其成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另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
具有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104
收稿日期:2023-1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宣部“四个一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新时代思政课与党史教学的协同创新”
(202056612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蕉,女,陕西西安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
思想史、中共党史,E-mailꢅlijiao@tsinghuaeducn。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现代化的全新路向。在这一道路新启与话语重构的历史交汇期,
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并在2023年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这项工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②的历史节点,具有重要意义。
①
回溯历史可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愿,其实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夙愿。尽管推动文明的
现代化转型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但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却伴
随180多年的曲折过程而出现了争论不断、方向不明的晦暗困境。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关乎文化主体
性之“自觉”的问题,直至今日,仍余音不绝。事实上,“现代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语境里并不是一个
简单与时间相关的名词,而是一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不断扬弃、接续辩证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也与之类
似,充满了复杂性。“自觉”,正是在这一外部危机性和内部主体性的相互作用之下,给五四以降的知识分子
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群体焦虑:从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提出“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
①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第11页。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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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耳” ,到费孝通2005年在《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重申“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
里去” ,百年来,中国内部的文化更新一直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激荡紧密相连;而在时代变局之下,“自觉”
与“重建”又如硬币之两面,如何认识自己从哪里来,关联着我们究竟向何处去。因此,在一个长时段的视域
下去审视当前学界热议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所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其实是中国在从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它旨在为上一
个百年的“分殊”提供“会通”的可能,同时也为下一个百年注入更持久、更具韧性的现代化动力。梳理上述转
变的历史源流,对讨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①
②
一ꢃ“自觉”的分殊:近代变局与文明重建
何为“自觉”? 如果我们仅仅把“自觉”简单理解为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种继承,那么“分殊”
的原因便会显得模糊不清,因为民族性镌刻于我们的文化基因,继承不仅理所应当,而且自然而然。但事实
上,“自觉”并不囿于对传统的继承,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
‘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
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换言之,“自觉”是对自身“历史ꢆ现实ꢆ未来”的一体化认知,
而且“未来”一维的权重最大,“自觉”的分殊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
首先,世界格局的不断裂变,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向内探索的自我省思。从思想史的镜像来看,“近代/
现代”(modern)的开端起始于文艺复兴,而与之伴随所出现的各国的“近代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历程
大约也经过了五百年的发展。在这充满了“血与火淬炼”的五个世纪里,“世界”不再是彼此隔离、平行发展的
诸民族的总和,而变成了一个不断融通同时不断冲突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史的代表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
其《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鲜明地指出:“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
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冲突虽然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地理大发现”
所带来的直接碰撞,但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断为欧洲“赋能”,东西方以不同速率发展的历
史趋势引发了各种文化之间更隐秘却也更深层的碰撞———文化究竟有无优劣之分,以及本国文化是该固守,
还是该转型? 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想象越来越多地屈从于进化史观,他们以西方文明为典范,
而将东方文明置于亚文明或次级文明;直至欧战暴露了西方内部的分裂,也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东方文
明才被一些中国的思想家再度重估,探析其内部与现代性的联系,但是“复古”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苏俄革命
的胜利为中国带来了第三种文明。因此,文明的“1.0版本”、“2.0版本”、“3.0版本”及其衍生形态驳杂地呈
现于中国青年面前,共同激发了知识群体的向内自省。于是,“自觉”成为了“重建”的出发点———就在一战爆
发的次年,《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号召青年要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 而在一战结束的次年,
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同期召开,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内外勾结,这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要从个体的“自觉”
延展至群体的“觉醒”,正如李大钊所说,“由我们住居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
造一部分的责任”⑥。概言之,在一个普遍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图景中,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密不可分,
中国的思想危机也隐含于20世纪开始世界各国对西方所言之“现代性”和“先进性”的质疑。不断地“向外
看”也激发了更深层的“向内看”,这使得中国知识界的“自觉”指向了对两个面向的兼顾:一是坚持自身文明
的主体性,二是参与世界文明的未来构建。而这两者的连接点,便是再造自身文明的现代性,即“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
⑤
;
但是,文明重建的时空交叠,也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向外探索的群体分化。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0页。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和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140页。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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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蕉ꢃ“自觉”的分殊与会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的“自觉”逐渐产生了分殊,其导火索并不是中华文明“是否转型”,而是“如何转型”。起初,由清廷派出的四
批120名留美幼童揭开了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序幕;随后,在“泰西诸邦以及其轮船横行海上”的现实映射
下,李鸿章等改革先锋开始推动官派留欧学生项目;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又在日本以君主立宪而迅速富
强的参照下,形成了“蔚然成风、极一时之胜”的留日热潮;至20世纪初,自费留学更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带动
下稳步超过了官派留学,占据60%ꢆ70%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实业界针对世界发达国家工商之战尤为
激烈的客观现实,也在积极捐资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不断升温的留学热潮让中国知识界陆续发现了各有
所长的现代化样本,而当留美、留法、留日、留德等拥有不同求学经历的青年为投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纷纷
回国之时,也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不同的“思想坐标系”。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理
论上尽管有可能绕过先发国家之曲折探索而直接“拿来”他国最先进的发展经验,但在现实中,我们首先得判
断“谁最先进”以及“谁的经验于中国最可行”。但是伴随着国人对“西学”认知的不断加深,“西与西斗”的现
象层出不穷,正如梁启超所言,这是一个“过渡时代”,其间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互起互伏,波波相
续”②。因此,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虽然产生了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自我改造意识,但也夹杂着难以厘清、多
重交织的思想谱系,这使得中国士人站在同一个起点,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20世纪的中国成为了一个现
代化的实验场,“传统中国”日趋崩散,但新的思想资源却凌乱无序,“现代中国”在只破不立中变得越来越模
糊。
由此而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自觉”之分殊,其实源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对自身现代
化道路的迷茫,与哪个“世界”进行对接,存在着多个选项且难分利弊。对彼时的中国而言,那是一个学习的
时代。从晚清到民初,尽管政局几经变动,但“必须向西方学习”的思路和走向都没有被改变;之所以困于纷
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向谁学”与“怎么学”难以达成一致,不必讳言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我
们后发者的心态。作为后发者,“现代化道路”的主导权并不在中国人手中,“先进文明”的定义权同样不在;
思想权势的位移是与社会权势的位移伴生的,当中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世界文化的中心退居至世界文化
的边缘,我们所产生的“自觉”之分殊,归根究底,是在难以掌握其自主性的条件下,又难以对外部世界的走向
作出明确的判断。并存于内与外的不确定性,使当时知识界的“自觉”很难转化为“重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路径难以辨明。
二ꢃ会通“自觉”之起点:不能“没有了中国”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惧,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交叠下产生的,但当中西冲突不断加剧,历史的极速转
弯也为“自觉”从分殊走向会通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即要迎击时代之变,便要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罗志田曾把这一转向描绘为对“中国的‘国性’(nationalidentity)或者‘中国性’(theChineseness)”的探寻,
他说:“在这似无尽头的持续学习进程中,怎样保持自我,成为对几代读书人的一大挑战。”如果一切都变了,
“这还是那个‘中国’吗? 如果中国仅成一个符号,而且这符号还变了意思(即不再是天下之中,也不代表与夷
狄不同的华夏,而仅是特定空间及其中的一群人),那中国的意义何在?”③这种反身向内的确定性追寻,虽然
是迫于更大的外部压力,但在客观上,却激发了中国知识界以坚持文化主体性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共同转向。
首先,文化亡预示着中国亡,但文化兴或也能带动中国兴,文化成为了一种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
20世纪30年代,中国接连遭遇“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的重创,在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时,北京、上海也
纷纷发起了爱国救亡运动,延续了十年之久的“东西文化观”论战又一次成为了知识界的焦点;但与论战开启
时不同,这一次在抗日战争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带动下,呼唤“中国本位”的声音渐起。1934年,陈序经《中
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冷峻而严厉地重申“全盘西化”论,并将理由归结为两点:“(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
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④这一论调在日本积极策动华北
①
②
③
④
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87ꢆ489页。
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自序》,第13页。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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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的现实背景下,迅速引起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的强烈反对。1935年1月,王新命、
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宣言》(即《十教授宣言》),开篇便以“没有了中国”作首段标题,进而犀利地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
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
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
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①因此,十位教授主张在建设国
家的关键时点要做“一个总清算”,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不能模仿英美、苏俄、意德,因为这些“都是轻视
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②。在此之后,多派学者频繁交锋,尽
管其间各有不同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共同推高了中国文化的本位力量:在时人眼中,虽有政治经济社
会乃至军事的节节败退,但可“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文化不仅可以优先于政治的独立发展,
还能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改造。尤其是在继续遭受“七七”事变以及“四大会战”的惨败之后,
国共两党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抗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因此,要想
把握住“相持阶段”这一战争的枢纽,就必须用中国本位的文化力量来唤起全民族的抗战,否则,“没有伟大的
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③。
那么,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呢? 一种思路,是汲养于过去的中国。1939年3月,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
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明确表示不仿英美、不仿意德,而
是专注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纲领开宗明义说道: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
神”,故而国人需充分认识到,“前期抗战,军事与精神并重;而第二期即后期之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事。非
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致胜之毒计”④。为此,国民党要求“吾国
民全体力求实践之同一道德,厥为救国之道德,而此救国之道德,实为吾先民所固有,亦即总理所倡导之忠孝
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号召虽在目标上明确指向第二阶段的抗战新形势,在内容
上,却明显承袭了国民党自1934年便开启的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等为宣传口号的“新生活运动”,只
是在力度上更为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从1934年至1939年,
抗战形势已几经变化,当初国民党所尝试的“本位建设”在残酷的现实映射下被证实收效甚微,那么,若还只
是固守“重振八德”的建设思路,而缺乏开拓新局的切实对策,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之下,这一文化动员难
免受困,说到底,不能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文化建设思路是缺乏号召力的。
而建设中国文化的另一种思路,则是采撷于当代的中国。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向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阐释“中
国向何处去”。继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论题之后,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
党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
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与此同时,毛泽
东还以五四之后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实践为例,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锋芒所向,“其声势之
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其中,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
⑥
;
命的主将,“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⑦。
相
①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经纬书局1935年版,第1ꢆ2
页。
②
③
参见: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第4ꢆ5页。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ꢆ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ꢆ1949)》第15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④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12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ꢆ1945)》(下)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89年版,第114页。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12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ꢆ1945)》(下)第5册,第117页。
⑤
⑥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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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蕉ꢃ“自觉”的分殊与会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对于之前“本位建设”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更新了对“中国”的诠释,它没有局限于对传
统的“继承”,而是着眼于在现实中不断“发展”:一方面,党毫不讳言这种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得益于马克思主
义,但另一方面,党也强调当前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不带有奴颜和媚骨”,还因为其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特点,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所以才能成为一个“有力武器”,造就一个“我们的”新中国。应该说,中国共
产党不离开当代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不离开当代中国实际谈文化创新、文明转型的建设思路,为处于晦
暗之中的知识界注入了一股伟大的新生力量,即由“本土”生长出来的中国的革命文化。这股文化力量同样
是“中国本位”的,而且相对于之前文化被视为从属于精英阶级的附庸品,当代中国的革命文化是根植于工农
大众的文化,它更民主、更科学,也更具有“现代性”。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之后,边区更是将“文武两个战线(笔者注: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
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一条
新道路。
①
由上可知,在文明蒙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界重新以“中国”作为会通“自觉”的起点,是在战事
不断失败之后所作出的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向校正;“中国”一词的语意也从传统延伸至当代,“现代
中国”成为了“中国”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对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把握文化主体性,不仅是要在当前的客
观世界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根与魂,还要在未来的现代化图景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确认它可以为未来的世
界发展提供有益的元素和动力。因此,若是单纯从“继承”的角度来推动“自觉”之会通,其作用是有限的;团
结和带领广大的中国人民,要立足当代中国和当代创新,因此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还应该具有发展性和前
瞻性。何为“中国”? 从逻辑上讲,它既包括了“过去的中国”,也包括了“现在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理解
其间的连通与互动,才能够真正推动“自觉”之会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以“现实”与“未来”两个维度来
推动会通,或许更具广泛性。
三ꢃ会通“自觉”之关键: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超越
回顾中国20世纪的现代化转型过程,知识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是在“自觉”的分殊与
会通中不断交错进行的。大体而言,这一发展路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觉察外部世界,注重“与世界接轨”;二
是激活本土元素,把握“中国模式”的创新。尽管综合来看,中国的文化建设在“吸收外来”和“不忘本来”的基
础上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亦不必讳言的是,在“面向未来”这一维度上,当前的文化力量对满足乃至引领
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存在一些力不从心。应该看到,当前“自觉”再度产生分殊,仍然源于外部挑战,
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所带来的纷杂挑战,中华文明在现代
化转型的道路上也不断遭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冲击。而要达成新
的会通,当前的思路并不止步于“中国本位”,更关键的是实现对西方的超越,在扭转人类文明发展格局的未
来维度上,彰显“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首先,重新界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即“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发轫于西方,也正是在西
方现代化的理论指引下,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缔造了以
西方欧美诸国为样本的现代文明。但当这种西方文明强势扩散,为世界多国带去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生活方
式和思想观念的同时,其进步性并不能遮蔽其野蛮性和破坏性。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以资本为中心”的
现代化发展逻辑为世界带来了诸多隐患:一方面,从国际来看,各种新旧因素叠加,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日益突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都使世界面临重新陷入分裂甚至对抗的风险;另一方
面,从各个国家的内部来看,为了突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放缓的瓶颈,各国都在加大对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的投入,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客体性现代化和以“人”为载体的主体性现代化再次衍生出新的矛盾,现代
化的追求能否还原到“人的现代化”这一终极命题,成了时代之问。为了化解矛盾,推动共同发展,费孝通等
五四一代学人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并倡导要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视角来推动文明多样性的延
续。他说:“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它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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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式[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老之年,还要呼吁‘文化
自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用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不重视历史
的后果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已经得到教训。”①由此而言,21世纪中国知识界所推动的“文化自觉”,不单是
为了突显“中国本位”,更重要的一个主旨便是克服西方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普世化”思维,而将本国的现代
化道路抽象地理解为“对接”世界,忽视了本国的具体国情。这是更深刻的“自觉”,也是更重要的会通———从
思想观念上树立“多元一体”的逻辑起点,以推动具体实践的“和而不同”,这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走出西方范
式、摆脱殖民依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其次,重新谋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路径,即着眼于“第二个结合”。中国的文明转型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紧密相连的,它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辩证统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道路日渐清晰,它不同于西方模式,且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如何解释其发展的
根源,是否仅源于“对接”世界而非“根植”中国的则关系到在新阶段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如何进
一步会通“自觉”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认同度、认可度就会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的文化境遇提出的一个创新性命题,也是全党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
略任务。”②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毅的使命担当,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
个宏大命题,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交汇期对“中国”一词的又一次新
诠释。何为“中国”? 不仅是拥有五千年绵长历史的中国,更是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与时代偕行的中国;“中国
特色”讲的是守正之中国,也是创新之中国。上述会议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
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
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③。这“四个讲清楚”的要求,预示着当代共产党人在积极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的同时,也开始主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话语权。为此,2016年7月,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 ;而至20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由此可知,文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其实是内在统一的,而把二者统一在
一起靠的是历史主动精神———“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是中国共产
党在新时代着重以“创新”的思路来会通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自觉”,它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西方现代
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也从动力根源上进一步论证了各国现代化的创新发展都深深蕴含于自己的本位文明。
最后,重新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旨归,即跨越“冲突”之陷阱。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日趋
明显,但文明多样性的根基却尚未树牢,原来一个以“时间”为向度的“现代性问题”,在全球化的脉络里已然
转变为一个以“空间”为向度的“全球性问题”,这导致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不断、冲突不断。至此,我们或可以
继续追问,是“差异”导致了冲突,抑或是强势话语体系带来了隐性的“同一”,事实上,若以单一的西方标准建
立规则和秩序,并由此判定某国“文明”的程度,使其接受西方“文明世界”的指导,则必然造成各文明之间的
④
①
②
③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2003年11月),《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
肖贵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轨迹》,《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4页。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
版。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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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蕉ꢃ“自觉”的分殊与会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无尽冲突,进而为新的文明形态的生成设置了障碍。但相反地,若能正视并接受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他
们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选择的不同发展路径,则会衍生出各地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和谐共生的
命运共同体。五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则有力地彰显了这一“多元一体”观念的价值:基于此,中
华文明面对曾经的不确定性,显现出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推动了各民族
各阶层从“自觉”之分殊走向会通;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文明观所根植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理念,
也将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韧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所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更
宏阔的人类社会图景中拉长了“中国特色”的时间轴线———它不仅向后连接起已有的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而
且向前延展至下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使其变为更具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不仅是为了会通本国之“自觉”,它还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另一面,尝试对下一阶段世界现代
化的发展道路形成引领。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战略期重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世界竞合关系动态发展的
背景下为把握自身文明主体性所做出的战略布局。在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文化建设是无法缺位的,中国的
现代化越是发展,越要有意识地“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新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
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此前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正是依托于一
系列术语的创新。而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对西方的“跟跑”、“并跑”之后,继而要实现“领跑”,同
样需要从文化理路上、思维模式上对“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既有强势话语实现突围,
并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对“现代化”、“现代中国”和“现代文明”展开新的诠释和界定。
“自觉”的另一面,正是“重建”,但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中国已不再是被动“重建”,而正在转变
为主动“构建”。百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依托世界的现代化图景,努力回答“中国要往何处去”;而百年之
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自身现代化所经历的亦步亦趋、筚路蓝缕以及独立自主,正在努力引领“世界该往
何处去”。这是一种站在更高格局之上的会通,它不仅旨在会通中国各界之“自觉”,也在会通世界各民族各
地区之“自觉”:一方面,这种“通”,不在“同”,而在“和”,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另一方
面,这种“通”,不仅在和而不同之“和”,还在于互助合作之“合”,这深深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以
“和”与“合”来引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会通,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如
果说百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当前中
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这一命题亦是为了“复兴”,但不只是复“一国”之兴,还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复“天下”之兴。正所谓“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在深刻而宏阔的历史之变中去理解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实
有助于我们当前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责任编辑:何ꢃ毅]
①
弗·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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