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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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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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年3月
Vol51ꢀNo2
Marchꢀ2024
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邓智中
ꢃꢃ摘要:聂崇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史学家。他在宋史研究上开拓的有关宋代政治、经济、外交等议题,推
进了现代宋史研究的进程。在宋代人物研究领域,他较早梳理了杨家将、尹洙、赵鼎生平事迹,表现出强烈的民族
意识和爱国之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命点校《宋史》,不仅初步标点完《宋史》全书,还在标点过程中撰写
了《校宋史本纪札记》,这既是其宋史研究的心血结晶,亦是其校勘《宋史》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宋史》点校提供了有
益借鉴。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使其无愧于“活宋”之誉,而他的研究路径也为后学带来了若干值得珍
视的重要启示。探究聂崇岐的宋史研究成就与思想,既能在观点、思路、方法上获得启迪,也能使学术精神薪火相
传,对“他日新宋学之建立”亦将起到积极镜鉴作用。
关键词:聂崇岐;宋史研究;杨家将;点校《宋史》;《校宋史本纪札记》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704
收稿日期:2022-10-22
作者简介:邓智中,男,四川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ꢅdzzzgsxs@163com。
聂崇岐(1903—1962),字筱珊,河北蓟县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他苦读治学,曾说,“用书治饿,既省了
钱,又得了学问,也是一大收获”①。他因家庭窘迫,往返步行12华里上学,四年如一日,乡里人说,“筱珊在
中学时代就已显示终生走学术道路的志向”②。聂崇岐进入燕京大学后,在洪业的安排下,主攻宋史,兼及官
制史、中国史学史以及版本目录学,治学领域较为宽广。聂崇岐在引得编纂、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已为学界
所关注,而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成就则尚有未发之覆③,故笔者不揣简陋,汇集相关文献,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ꢃ开拓重要议题
聂崇岐治史,尤重史识,在宋史研究上精深独到④。他“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宋代”⑤,这为其全面考察宋代
历史,开拓重要历史议题提供了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经蔡美彪整理出版的《宋史丛考》,收录了聂崇岐生前
发表的部分文章,其中与宋代相关的论文有10篇,如《宋词科考》、《宋代制举考略》、《宋役法述》、《宋史地理
志考异》、《宋辽交聘考》等,几乎涉及有宋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⑥。《宋史丛考》虽是后人整
理出版,但仍可窥见聂崇岐在赵宋史事研究上的取法路径。通观聂崇岐上述文章,多为宋史相关领域的开拓
①
②
③
段昌同《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1页。
关于讨论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文章,可参见: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ꢆ
2
74页;段昌同《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第300ꢆ301页;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
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ꢆ272页;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
2
000年版,第1000ꢆ1004页;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ꢆ213
页;丁磐石《严谨治史澹宁做人———记聂崇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ꢆ97页。
④
⑤
⑥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67页。
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08ꢆ209页。
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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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①。以下举例略作论证。
宋辽关系是宋代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北宋的政治走向。过往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宋辽之间的
军事对抗,而对两国间的和平交往则少有问津。事实上,宋辽之邦交,“综一百六十五年中,两朝和平时期为
百二十二年,其失和者仅四十三年而已” ,和平才是宋辽两国关系的主旋律。1939年,聂崇岐应《燕京学报》
之约③,草成讨论宋辽交往的《宋辽交聘考》,并发表在该刊1940年第27期上④。
②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希望两朝重修旧
好,太祖“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⑤。开宝八年,宋遣使赴辽,“是为两朝正式通聘之始”;宋辽初和,双方即互
通庆吊;澶渊盟后,两国信使往来更加频繁。聂崇岐即根据往来使节任务将使节分为贺正旦国信使(正旦使
或贺正使)、贺生辰国信使(生辰使)、告哀使、皇帝登宝位国信使(告登位使)、祭奠国信使(祭奠使)、吊慰国信
使(吊慰使)等十二种⑥。聂崇岐的这些归纳总结为学界研究宋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84年出版的《中国
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就基本因袭了他关于“国信使”定义的解释⑦。实际上,除了“国信使”,辞典中的其他
相关使节概念亦多沿袭自《宋辽交聘考》(见表1)。
表1ꢃ部分使节概念对照表⑧
使节名称
贺正旦国信使(正贺邻邦皇太后、皇帝或皇后正旦者,曰官名。宋、辽与宋、金间向对方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祝贺正旦
旦使或贺正使) 贺正旦国信使,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 的使臣,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正旦使,见“贺正旦国信使”。
贺生辰国信使贺邻邦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生辰者,曰官名。宋、辽与宋、金间祝贺对方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生辰
生辰使) 贺生辰国信使,简称生辰使。 使臣,简称生辰使或生日使。生辰使,见“贺生辰国信使”。
祭奠国信使(祭奠祭邻邦大行皇太后或皇帝者,曰祭官名。宋、辽间祭奠对方亡故皇太后或皇帝的使臣,简称
奠使) 奠国信使,简称祭奠使。 祭奠使。宋、金间称吊祭使。
《宋辽交聘考》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
ꢃꢃ在此基础上,聂崇岐细致探讨了使节选派、国书体制、礼物名色、使节接送、使节待遇等问题,帮助人们于
纷乱杂陈的史实中抓住主线。以宋朝使节选派为例。历来外交选人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荣辱,对赵宋来说
尤其如此。宋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与其先后并存的有辽、夏、金以及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
政权给宋代带来了沉重的外部压力⑨。身处外部压力之下的宋廷,若外交选人失当,引发事端,势必于统治
不利。因此,聂崇岐指出,“宋遣国信使副,例由中书枢密会同审择,进名请旨”,当然其中也有“不遵彝典”及
“
特副使中似颇有勋戚子弟滥竽充数者”,但就总体而言,“宋之大使,太半皆知名士”ꢈꢇꢉ。聂氏的论断,使学界
对宋代使节选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ꢇꢈꢊ。又如澶渊之盟,“辽帝以兄礼事宋帝,于是后人遂多以为宋辽永为兄
弟之国者”,对此一陈说,聂先生征诸史籍,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两朝继统之君,由宋人著述,知系伯叔祖孙,
ꢋꢈꢇ,
昭穆相序,并非凡宋帝皆为兄,辽主皆为弟;其相互称谓,乃以君王本身为单位,并非以国为单位者” 这对
①
夏自强亦有相关论述,他说:“聂先生撰写论文的选题具有独创性,多是前人未曾涉猎或是未曾注意的重要问题。”参见:夏自强《至当为归的
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0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页。
王蕾、梁益铭、肖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1939ꢆ1958年)(二)》,《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3期,第73页。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第1ꢆ51页;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3ꢆ375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辛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8页。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4、286、286ꢆ287页。
参见: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71页。
分别参见: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83,364、96,430页。
⑨
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邓小南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ꢆ3页。
ꢇꢈꢉ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8页。
ꢇꢈꢊ如陶晋生在《宋代外交史》中写道:“宋使节主要由宰辅或枢密院选派,有时候宰辅或枢密院提出名单由皇帝选用,有时也会出现内廷徇私点
派或大臣子弟滥竽充数的情形,但大致都选用知名贤臣。”参见: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ꢇꢈꢋ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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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智中ꢃ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深入研究宋辽国书体制具有启发作用①。为方便读者充分了解宋辽使节概况,聂崇岐还于正文后附录生辰
国信使副表、正旦国信使副表、祭吊等国信使副表和泛使表②,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更见其匠心独运,用功之
深③。宋辽邦交是宋代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聂崇岐认为,宋辽间“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
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 ,于是他参稽各种著作,将宋辽交聘关系连缀成篇,这既是其史识的表现,
也是其接续之前的民族关系研究,更是其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
④
除了《宋辽交聘考》,聂崇岐的其他文章也对宋代制度进行了仔细考察,颇能反映他对于宋史研究的开拓
之功。比如他应顾颉刚之嘱而作的《宋史地理志考异》,甫一发表,即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开明
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补编》收入⑤;承《宋史地理志考异》之余蕴,他的《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一文则考订了
宋代府州军监置废、升降、更名等问题⑥。这两篇文章纠正了《宋史·地理志》的若干讹谬,对于今日研究宋
代历史地理和宋代地方官制颇具学术价值。两宋赋税制度以复杂多变著称,他的《宋役法述》一文则“第一次
全面考察了宋代役法制度的变迁”⑦,“极富教益”⑧。《宋代制举考略》、《宋词科考》两文分别讨论了选拔非常
人士的制举和选拔代言之人的词科,是“宋代科举制分科研究的开创之作”,《宋词科考》更“创个案研究之先
例”⑨。凡此种种,无不证明其在宋史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聂崇岐的宋史研究多侧重于制
度,以考察制度源流为指归ꢇꢉꢈ。
此外,聂崇岐还对宋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是宋初政治史上的重要
事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但世人多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杯酒释兵权’即罢藩镇”,聂崇岐却在爬
梳相关材料后明确指出,“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随后,他详细论
述了太祖收兵权的过程:自五代以来,中央禁兵常以拥戴之功发动政变,而通过掌握禁兵登基称帝的宋太祖
赵匡胤,自然对“惯于翻覆之禁兵”心存戒心,遂用赵普之计,“罢宿将典禁兵,即世人所熟知之‘杯酒释兵权’
是也”;“腹心之患”既除,接下来就是解决“肢体之患”的藩镇,宋太祖以“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为
纲,采取“添置通判与罢领支郡”等一系列措施,“清扫百余年来藩镇之患”ꢇꢊꢈ。“杯酒释兵权”是否实有其事,
或可再做探讨,但聂崇岐准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和“罢藩镇”ꢇꢋꢈ二史事,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坚实
基础。又如,以往多认为在宋太祖时就完成了罢藩镇政策,但聂崇岐说“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
ꢇꢈꢌ,
世” 这一观点更见其目光深邃、见解独到ꢇꢈꢍ。
综上可知,聂崇岐探讨宋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ꢇꢈꢎ。他往往能抓住天水史事的重要
问题而溯源察终,分析始末,不仅开拓了宋史研究上的重要议题,也“推进了宋史研究的进程”ꢇꢈꢏ。由于聂崇
岐在1949年以后侧重于资料编纂和官制研究,较少再对宋史中的其他重要问题作深入考察,难免有所缺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苗润博《宋辽国书考述》,刘宁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3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33ꢆ375页。
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2页。
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3页。
聂崇岐《宋史地理志考异》,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493ꢆ563页。
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ꢆ126页。
包伟民《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页。
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8页。
傅璇琮《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傅璇琮《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ꢇꢈꢉ这一点已为学者关注,相关讨论可参见: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68页;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
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ꢆ267页;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1页。
ꢇꢈꢊ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63、270、281、266、275页。
ꢇꢈꢋ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6页。
ꢇꢈꢌ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63、281、282页。
ꢇꢈꢍ张邦炜将其视为《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中颇为重要的结论之一。参见: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0ꢆ141页。
ꢇꢈꢎ这或许与聂崇岐读过数学系有关,数学教育培养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参见: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
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71页。
ꢇꢈꢏ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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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ꢃ探讨宋代人物
聂崇岐在对宋代各方面展开探究的同时,对宋代历史人物也有所关注。从编纂《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
引得》、《琬琰集删存附引得》等若干宋人引得,到简评《宋人轶事汇编》等,均可看到宋代人物在其治史实践中
的特殊位置。现存他研究宋代人物的文章有四篇,即《麟州杨氏遗闻六记》(1939)、《尹洙之年寿》(1940)、《赵
忠简公画像跋》(1944)、《<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1947),这些文章多是探讨宋代人物的生平事迹。
北宋杨业一门抗辽之事,经后世演绎成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这一野史巷谈,本不足信,但正史记载简
略,难窥事实曲折。故聂崇岐将多年来收集的杨业祖孙父子之事连缀成文,写成了《麟州杨氏遗闻六记》。该
文由记入宋前之杨业、记杨业战死以后、记契丹之重杨业等六部分组成,全文综合多种材料,辨析了若干史
事,比如通过欧阳修《文忠全集》、《资治通鉴》考证出杨业“本贯应为麟州”等①。《麟州杨氏遗闻六记》是聂崇
岐的第一篇宋代人物论文,也是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关于杨业或杨家将的重要学术论文。在这之后,瞿宣颖
《
记杨家将》(1942)②、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1943)和《杨家将考》(1944)等论著才相继问世③。与聂崇岐
实证研究人物不同,翦伯赞则是“用文学作品订正和丰富历史” 其发表的《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
梳理了杨家将故事的发展过程,并就戏曲小说与《宋史》互异之点探讨了如杨家将家世、杨业战死陈家谷之役
等问题⑤。文学作品虽具通性真实⑥,但毕竟不是历史的客观反映,用以订正历史,恐难免枘凿之病。于是,
聂崇岐又作《<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一文,对翦文讹误予以商榷,指出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乃“避宋圣
祖赵玄朗之名”,翦文将深恶“五鬼”的马知节列入“五鬼”之列实乃错误⑦,这些均证明聂崇岐对杨家将史实
的熟稔。《麟州杨氏遗闻六记》、《<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二文,不仅厘清了相关事实真相,而且对学
界深入开展杨家将研究也有启迪意义。
④
,
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 文人居于重要地位。相较于那些青云直上、一展宏图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尹
⑧
,
洙,则显得不幸。尹洙,字师鲁,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 力主加强武
备以抵御西夏。尹洙“资兼文武,徒以遭时不偶,未竟其用,颠连困踬,抑郁以终,实北宋政治上一大损失也”,
尹洙卒后,其友人韩琦、欧阳修记其年寿互有差异,未知孰是孰非,聂崇岐征诸文献,考证出尹洙生于咸平四
⑨
,
年(1001)、卒于庆历七年(1047),和韩说相符,并指出欧说或是“后世钞胥或手民之过”,非欧阳修之误ꢇꢉꢈ。
实
际上,清代学者钱大昕亦曾对尹洙之年寿提出质疑,但他只写下“年四十七。欧阳修撰《墓志》,作四十六”ꢇꢈꢊ
两句话,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证。聂崇岐的文章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细致的考辨,是对钱氏推论的具体
化。而尹洙之年寿问题,经聂崇岐考证得到解决,其结论也为徐规、孙云清等学者所接受ꢇꢋꢈ。
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大量私家藏品流入市场,不少知识分子积极购买收藏,而北平购买古玩书画之
风尤盛ꢇꢈꢌ。聂崇岐就杜伯秋处所藏之赵鼎画像写下的跋语,是为《赵忠简公画像跋》。全文虽是跋语,但聂崇
岐对赵鼎和赵鼎所穿宋代朝服、题字的正确与否以及画像绘成年代、流出源头、宋代官制等进行了简要考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聂崇岐《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史学年报》1939年第3卷第1期,第63ꢆ70页;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67ꢆ387页。
经查原刊,此文原题《杨家将》,系瞿宣颖《养和室随笔》之一节,载《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9期,第94页。
参见: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8、1367页。
徐国利《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徐国利《中国现代史家思想与现代史观研究》,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147页。
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中原》1945年第2卷第1期,第41ꢆ47页。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33页。
⑦
⑧
⑨
聂崇岐《<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益世报》1947年9月16日,第6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第5370页。
脱脱等《宋史》卷295《尹洙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31页。
ꢇꢈꢉ聂崇岐《尹洙之年寿》,《史学年报》1940年第3卷第2期,第73、74页。
ꢇꢈ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卷77《宋史十一》,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9页。
ꢇꢈꢋ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0页;孙云清《<梦溪笔谈>记事订误十二则》,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沈括研
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ꢇꢈꢌ王蕾、梁益铭、肖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1939ꢆ1958年)(二)》,《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3期,第74页。
172
邓智中ꢃ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①
不仅想要“借此像”略窥“宋代朝服”,更是感叹“书香世家,乃任其祖先遗影流落他乡” ,对今人梳理赵鼎其
人其事颇富有参考价值。
透过上述几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聂崇岐研究的宋代人物多与兵事相关,且发表时间多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订误可视为是前一篇的继续和发展)。那么,聂崇岐何以会较为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呢?
“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②。其时,北平沦陷,燕京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得以存留办学。但太平洋
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燕园的宁静,日军迅速占领燕大,并将洪业、邓之诚等燕京学人逮捕入狱。失业在家的聂
崇岐,也难逃厄运。他于1942年“七月廿三日蒙难,至本月(八月———引者注)七日始释”③。爱国情怀下的
聂崇岐,不但坚拒敌伪拉拢④,还借史论抒发自己满腔的报国热情。不管是杨家将、赵鼎,还是尹洙,均主张
反抗侵略,他们都是国家的脊梁,“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⑤。深研宋史的聂
崇岐,以史抗战,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继承了两宋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天水一朝之文化于治道学术裨益
的体现⑥,更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⑦。抗战胜利后,聂崇岐“本痛定思痛
之旨”,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编写出《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用资警惕” 展现出宋代士大夫关心国
家前途命运的责任与担当,与严复所言宋人造就中国今日之现象冥合⑨。所以,聂崇岐笔下的这些宋代人
物,不仅是研究之需,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有感而发,更是宋人精神在其身上人格化的体现。
此外,聂崇岐在其他文章中也对宋代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北宋杰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因一意革新旧
制而被时人戏称为“拗相公”,但聂崇岐认为:“王安石之不为浮言所动,正足见其坚毅不拔;所谓‘拗’者,无非
恶之者所加之恶名词耳。若云新法流弊已见,而仍不恤人言,已超越坚毅程度,足可及于‘拗’境。则旧法之
病民更甚,亦两害相权取其轻者之意而已;况新法流弊固随时予以纠正,并非任其自然乎?”ꢇꢈꢉ又如北宋开国
功臣赵普,他评价道:“赵普一学究耳,然能谋深虑远如此,亦不可谓非人杰。若其天性忮刻,睚眦必报,且使
秦王光美不得其死,为人固多有可议者。第过不掩功,况过又率属私行,而功则在生民与社稷乎?”ꢇꢈꢊ这些叙
述虽然不长,但是持论公允ꢇꢈꢋ,颇有见地。
⑧
,
在聂崇岐撰写的宋史论文中,历史人物并不占多数,却是20世纪以来较早对杨家将、尹洙、赵鼎进行探
讨的宋史学者ꢇꢈꢌ,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怀。此外,他对于历史人物、时代背景与历史人物关系的关注,也值
得大家适当反思。应该承认,自梁启超揭橥“新史学”的大旗以来,以“事”或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取得了丰
厚的学术成果,但亦有不足之处,这要求重新重视作为史学活动主体的“人”ꢇꢍꢈ。
三ꢃ点校《宋史》
元修《宋史》成书仓促,讹误错漏不堪,为历代治宋史者所诟病。聂崇岐对《宋史》也多有批评,他说:“《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聂崇岐《赵忠简公画像跋》,《汉学》1944年第1辑,第225ꢆ230、227、230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5ꢆ276页。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王曾瑜《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页。
聂崇岐《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第45页。另见: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
事》中册,第1008页。
⑨
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ꢇꢈꢉ聂崇岐《书评: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燕京学报》1948年第34期,第299ꢆ300页。
ꢇꢈꢊ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82页。
ꢇꢈꢋ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2页。
ꢇꢈꢌ可参阅: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1148、1200、1367页。按:在“赵鼎”栏,方建新将方健
1
985年发表的《赵鼎主守投降说质疑》列为该栏第一,而聂文发表于1944年,在时间上早于方文。
ꢇꢈꢍ参见:王汎森《人的消失?! ———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ꢆ350页。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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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崇岐遂有志匡补史书缺漏以求正本清源,
史》久以芜杂乖谬著”①,“错乱牴牾,不一而足,难为典据”②。 ,
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即是其补正《宋史·地理志》的重要尝试。但《宋史》一书,“于诸
《
③
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 ,再加上编纂引得等其他原因,聂崇岐始终未能如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的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为大型文化典
籍的整理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曾对古籍整理作出过相关指示。1958年,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小组应运而生,聂崇岐成为历史组的成员之一。在此背景下,标点“二十四史”工作逐步展开。根
据工作安排,《宋史》由夙治宋史的聂崇岐负责点校。
一般情况下,整理古籍要用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底本。《宋史》版本众多,有至正本、
成化本、南监本、北监本等。在仔细对比各版本的优劣后,聂崇岐初定“元至正本,也是《宋史》的祖本”作为底
本④。民国时期,张元济曾在上海影印过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二十四史”充分吸纳了不同本子的优
点,又集传统版本、目录、校勘学之大成,极富学术价值⑤。百衲本《宋史》“是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
⑥
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 ,是较为理想的校勘底本。因此,聂崇岐最终选定百
衲本《宋史》作为底本⑦,这也奠定了今本《宋史》的版本基础。
《宋史》底本既已择定,接下来就是对其进行校勘。古籍校勘,主要是订正一部古籍中的衍、讹、脱、倒等
问题。为此,聂崇岐制定了精密细致的《校勘宋史凡例》(下简称《凡例》),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引。《凡例》就点
校方法、操作规范等作了相应的规定和说明,是聂崇岐点校《宋史》的纲领性文件。由《凡例》可知,聂崇岐主
要采用陈垣提出的“他校”、“本校”等“校法四例” ,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得,并非全盘借鉴,没有自
己的主张。此外,他主张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由此可见,聂崇岐试图综合
运用多种整理方法,以期能全面更正《宋史》讹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聂崇岐积极投入到点校《宋史》
工作中。但因身体原因,他不幸于1962年4月17日午夜悄然离世,《宋史》点校也随之中辍。
聂崇岐逝世后,从1963年起由罗继祖、邓广铭继续点校《宋史》,后受环境影响而被迫停止。1971年,标
点工作重新启动,但工作组将《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转移到上海进行,并将相
关点校材料一并移交上海以供参考⑨。6月,标点《宋史》工作正式开始,程应镠等负责点校。8月4日,程应
镠在家信中写道:
⑧
从北京带来聂崇岐、邓广铭等人点校的《宋史》。我取出两卷和我校点过的对了一下,在主要问
题方面,我和他们校的是相同的,在次要问题方面(即读得通,点得断的方面),则各有所遗漏。ꢇꢉꢈ
ꢊꢈꢇ,
聂崇岐在去世前已经初步标点完《宋史》全书,并“写出一些校勘记样稿” 这些样稿的大致内容可从
《
校宋史本纪札记》中看到ꢈꢇꢋ。如信所言,上海工作组在点校过程中参考了聂崇岐、邓广铭等人点校的《宋史》
稿本。因此,今本《宋史》吸收了聂崇岐的点校成果,或无异议。以下略举几例试作论证。
咸平三年(1000)春正月,益州发生叛乱。宋真宗“诏户部使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帅师会李惠等讨
之”ꢇꢈꢌ。“泸”,《宋史》原作“庐”。宋代益州,即今四川成都;泸州,指今江阳、合江等地;而庐州则是今安徽合
肥一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上始闻王均反,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为泸州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175页。
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70页。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聂崇岐《聂崇岐先生<校勘宋史凡例>》,《书品》2007年第2辑,第92页。
聂溦萌《重新发现的百衲本<北齐书><周书><北史>校勘记述论》,《文史》2021年第2辑,第103页。
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聂崇岐《聂崇岐先生<校勘宋史凡例>》,《书品》2007年第2辑,第92页。
王芳军《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书品》2011年第6辑,第87页。
ꢇꢈꢉ虞云国编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ꢆ317页。
ꢇꢈꢊ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ꢇꢈꢋ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仅太祖至孝宗朝,即卷1至卷33。参见: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99ꢆ492页。
ꢇꢈꢌ脱脱等《宋史》卷6《真宗一》,第111页。
174
邓智中ꢃ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察使、知益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①《宋史·雷有终传》也有相关的一条材料:
“
即日,拜有终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②益州发生叛乱,应该就近派兵镇压,若从千里
之外的庐州调兵,恐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泸州在地理位置上与成都较为接近,可以及时发兵平叛。同年九至
十月,雷有终率军收复失地,而贼首王均亦在不久后“穷蹙缢死”③。所以,聂崇岐根据《长编》和《宋史·雷有
终传》,将“庐州”改为“泸州”。聂崇岐校勘记:“《续长编》卷四六,页六上,作泸州观察使。《宋史》卷二九八
《
雷有终传》亦作泸州,应改。”④今本《宋史》所作校勘亦是如此:“‘泸’,原作‘庐’,据本书卷二七八《雷有终
传》、《长编》卷四六改。”⑤由此可见,两者校勘记相符。
又如高怀德,北宋名将,宋太祖重要的从龙功臣。赵宋代周后,赵匡胤论功封赏。据《宋史·太祖本纪
一》载:“(以)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⑥事实上,《宋史》这条关于高
怀德的记载亦有问题。对此,聂崇岐写出如下校勘记:
《续长编》卷一,页五下,“常山高怀德自江宁节度使为义成军节度使;……辽人张光翰……为宁
江军节度使。”《东都事略》卷二一,页二下,《高怀德传》作“宁江军节度使”。《五代会要》卷二四,页
七下,夔州于后唐天成二年七月升宁江军节度。至江宁军,唐曾置于升州,不久废(。)升于五代时为
南唐都,无江宁军之号。故凡《宋史本纪》及《高怀德传》之作江宁者皆倒误。又毕氏《续通鉴》正本
直书宁江军节度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附《考异》云:“《宋史·太祖纪》、《高怀德传》
皆作江宁,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江宁军之名,当是宁江之误。宁江者夔州军号也。怀德易
镇而以张光翰代之。《长编》于光翰书宁江,怀德书江宁,盖传写有误耳。今皆改从宁江军,庶无歧
混。”《考异》云宁江误作江宁是,但云“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江宁军之名”亦误。盖下南唐后,改称
升州,后以仁宗潜邸始升为江宁府建康军节度,盖无江宁军号也。⑦
而今本《宋史》作出的校勘如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在“高怀德”条作“江宁军”,在“张光翰”条又作
“宁江军”。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下简称《续通鉴》)卷一《考异》说:“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
江宁军之名,当是‘宁江’之误。宁江者,夔州军号也。怀德易镇,而以张光翰代之。《长编》于光翰
书‘宁江’,怀德书‘江宁’,盖转写有误耳。”⑧
两相比较,一目了然,今本《宋史》除了没有使用《东都事略》和《五代会要》的相关史料,其他则与聂崇岐
所出校勘基本一致。
《校宋史本纪札记》是聂崇岐以《长编》、《续资治通鉴》、《东都事略》等若干史料校点《宋史》本纪时写成的
校勘札记⑨。聂氏就《宋史》所载逐条对读、仔细审校,并用扼要文字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标出ꢇꢈꢉ,可靠的史料
来源、科学的校勘方法、严谨的工作态度为其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更好地论证,现将今本《宋史》卷1至
卷33和《校宋史本纪札记》的校勘记对比统计如表2。如表2所示,今本《宋史》卷1至卷33校勘记凡302
条,其中118条与聂著校勘札记相似或相同,聂崇岐的校勘记当是今本《宋史》的重要参考之一。或正因为如
此,《宋史》重印版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书原由聂崇歧(岐)同志负责点校,初点已经完成,并写出一些校勘
①
②
③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甲午,第989页。
脱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第9457页。
脱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第9459ꢆ9460页。
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422页。另,《雷有终传》在百衲本《宋史》卷278,此处写成卷298,未知何故。参见:脱
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a、7a页。
脱脱等《宋史》卷6《真宗一》,第119页。
⑤
⑥
⑦
⑧
⑨
脱脱等《宋史》卷1《太祖一》,第5页。
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99页。
脱脱等《宋史》卷1《太祖一》,第19页。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ꢇꢈꢉ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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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样稿。”①这即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对他的告慰。
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表2ꢃ校勘记统计表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ꢃ单位:条
②
本纪
书名
校勘记
31
15
13
7
官、制
地理
13
8
时间
2
2
1
0
1
1
2
1
0
0
0
0
1
1
0
1
0
0
6
3
3
1
16
10
人、物
《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宋史》
校宋史本纪札记》
6
4
10
1
太祖
《
《
3
4
5
太宗
真宗
《
2
1
4
《
32
15
37
14
0
9
13
9
9
《
5
0
《
11
6
10
5
14
2
仁宗
《
《
0
0
0
英宗
《
0
0
0
0
《
23
14
25
14
20
7
10
4
7
6
神宗
《
4
6
《
11
6
6
6
哲宗
《
3
4
《
7
6
7
徽宗
《
3
1
2
《
15
3
7
2
6
钦宗
《
2
0
1
《
100
28
6
16
5
24
9
54
11
1
高宗
《
《
2
0
孝宗(一)
合计
《
1
0
0
0
《
302
118
82
37
85
40
80
31
《
《校宋史本纪札记》“虽是未完成的手稿”,但读来使人“心悦诚服,拍案叫绝”,是聂崇岐校勘《宋史》的学
ꢃꢃ
术成果③,不仅对当时的点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人修订《宋史》亦富有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聂崇岐宋
史研究的心血结晶,文中对史事、人物、职官、地名等相关问题的考证,为现代宋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除了研究宋史,聂崇岐也在燕大开设宋史课程,指导学生研究宋史。如指导谢桢撰《元祐党人碑》,缪希
相(后改名李涵)撰《范仲淹评传》,陈公柔撰《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 这些题目均是有
宋一代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不少学生因此走上学术道路,以学
术作为一生追求。李涵即成为著名的宋辽金元史学家。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也因燕大的跨国交流活动,影响
及于海外。美国历史学家柯睿格于1936年至1940年访学燕京研究宋史,其真正导师即为聂崇岐⑤。
四ꢃ启示及意义
④
,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
此二途。”⑥聂崇岐是一位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兼备的史学家,因其兼具二途,得以“率先开辟一定的研究领
域”,开拓重要历史议题,“发表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论著,并为该领域培养后进” 使其无愧于“活宋”⑧之
⑦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此表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史》和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整理而成。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聂文华《民国时期北平四高校宋史课程教学探研》,《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6页。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答客问中》,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7页。
曹家齐《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5页。
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页。
176
邓智中ꢃ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誉。或正因为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上的成绩卓著,研究者才将其增添到“中国近代宋史研究奠基人”之列①。
聂崇岐因宋史研究而享誉学林,其研究路径也为后学带来了若干重要启示。
第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聂崇岐的宋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乾嘉朴学的影响②。其《宋史
地理志考异》序言自谓“相互勘对,较其同异”,参以他书,“钞撮考索”③。这与清代朴学“罗列事项之同类者,
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的治学方法基本相同④。当然,除了乾嘉朴学的影响,洪业讲授的近代史学方
法,也对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产生了作用,如其论文中表格的大量使用⑤。不管是乾嘉史学,还是近代西方新
史学,都蕴含“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不可避免地会给聂崇岐的治学带来影响。聂崇岐关注宋代人物,并做了
积极有益的探索。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聂崇岐认为:“夫论史责人,必须统观实际情形,不可就一二似是
而非之根据,辄大发议论。”⑥由此可知,聂崇岐“论史责人”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童贯是否降金,他说:
“
夫贯之为人,毫无可取,降与不降,本不足以降低或提高其人格,顾事实所在,安可妄下笔诛乎。”⑦即使是对
名列“六贼”的童贯也始终以史料作为立论依据,而不曲笔诬枉。人物评价如此,史事史学亦如此。针对宋代
设词科“以为过举”的看法,聂崇岐明确指出:“第国家体制所关,朝廷应用文字,众目所瞻,亦有不容草草者,
似不可以一偏之见而妄致讥评者也。”⑧不以“一偏之见”而作违心之论,坚持实事求是,实具章学诚所言之
“
史德”。这或是其论著“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⑨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
得重大进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主观片面性便是其中之一”ꢇꢈꢉ。而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中坚
持“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高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ꢇꢊꢈ的实事求是精神,学人应当予以珍视。
第二,“通识”眼光。“通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概念,亦是史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通识的眼光,
才可能鉴有定识,铨核得中”ꢇꢈꢋ。聂崇岐先后在燕大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内容涵
盖整个中国历史,由其主持的引得编纂“着重于十三经、二十四史和先秦诸子” 这使他能徜徉于历朝历代
之间,形成“通识”眼光。而所谓“通识”,也就是“整体性思维”ꢇꢈꢍ。因此,聂崇岐考察宋代历史并不囿于断代,
而是将宋代置于历史长河中“从上到下,然后由纵及横(意即由古至今,由中央到地方及少数民族)”进行整体
考察ꢇꢈꢎ。如关注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探讨宋辽关系,编纂《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为明
了宋代色役渊源,对秦汉以来的役制加以研究ꢇꢈꢏ;思考宋代社会变化,提出“北宋———中国政治上南北势力消
ꢌꢈꢇ,
①
依朱瑞熙的意见,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和邓广铭四位先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参见:朱瑞熙《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宋史学上的开
创之功———兼评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三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
局2005年版,第80页)。其实,朱瑞熙的意见,是由王曾瑜转述的,王曾瑜的原话为:“朱瑞熙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宋史研究有四位奠基人物,
他们是张荫麟、蒙文通、邓广铭和陈乐素先生,依我个人之见,尚须另外增加两位,他们是全汉昇和聂崇岐先生。”参见:王曾瑜《中国近代宋史
研究奠基者的六十六年治史丰碑》,王曾瑜《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1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聂崇岐《宋史地理志考异》,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493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页。
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1页。
聂崇岐《评<中华民族抗战史>》,《益世报》1946年8月3日,第6版。
聂崇岐《评<中华民族抗战史>》,《益世报》1946年8月3日,第6版。
聂崇岐《宋词科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169页。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ꢇꢈꢉ张邦炜《史事尤应全面看———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80页。
ꢇꢈꢊ聂崇岐《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序》,朱一玄等编著《文史工具书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25页。另,夏自强将其视为聂崇岐
“文章的追求和个人人生的写照”,具有“实事求是”的内涵。参见: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
2
03、212页。
ꢇꢈꢋ李振宏《通史·通识·整体性: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第20页。
ꢇꢈꢌ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ꢇꢈꢍ李振宏《通史·通识·整体性: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第21页。
ꢇꢈꢎ段昌同《逝水飞尘二十年———忆聂崇岐先生》,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8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ꢆ71页。除了宋史研究,聂
崇岐在官制研究上也不局限于宋代,而是向通史发展。参见: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
辑,第265ꢆ266页。
ꢇꢈꢏ聂崇岐《宋役法述》,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1ꢆ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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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关键”这一论点,并深入探讨了南人、北人群体在北宋消长的情况及原因①。不仅如此,究心于天水史事
的他,还“打算写一部宋代通史,以补史学研究之空白”②。在行文范围上,聂崇岐也具有这种“通识”眼光。
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考察赵宋320年府州军监的兴革,《宋代制举考略》探讨整个宋代的制举变迁。正
是具有“通识”眼光,聂崇岐才得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成一家之言。而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中
③
,
④
展现出来的“通识”眼光,或值得研究者取法,这对“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 ,推动“大
宋史”研究,不无裨益。
第三,重视资料编纂工作。主持引得编纂长达20年之久的聂崇岐,对资料编纂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
要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⑤。在聂崇岐看来,“收集、整理资料工作实际是研究工作的一环、一个组成部分,也
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轻视这项工作,真正作好这项工作也非易事。资料工作首先要求博览群书,广泛涉
猎,从中积累目录学知识,开扩眼界。当有一定的史识时,你就会有一个资料精选汰劣与辨伪的问题,有时还
会逐渐进入欣赏资料的佳境。其实这已经就是研究了”⑥。这段夫子自道,表明他的宋史研究正是得力于资
料编纂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聂崇岐的宋史论著多是在编纂引得过程中“由于资料零散不完备或是互相
牴牾,真相不明而引起思考的” 其论文的相关史料亦多是借编纂引得之机辑录,如搜集宋代役法材料达
数十万言”等⑧,这也是其宋史论文史料丰赡、博引广征的原因。聂崇岐广泛搜集宋人文集传记并加以引
⑦
;
“
得,不仅惠及后学,也为今天开拓史源提供了思路。宋人文集、笔记小说等虽然散失了很多,但流传下来的仍
有很大数量⑨,其中多有未经董理者,有待今人进一步发掘整理。必须指出的是,聂崇岐重视资料编辑,并非
忽视基本史料。相反,聂崇岐也极为看重基本史料。他研究宋史的史料多来自《宋史》、《长编》等基本史料,
还要求学生掌握所治断代的基本文献ꢇꢈꢉ,做到史料烂熟于心,为史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聂崇岐强调
“
做学问‘既要专心,尚需清心’”,其埋首工作、不慕荣利的学风,也是今天亟须提倡的ꢇꢊꢈ。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迄今已及百年ꢇꢈꢋ,该领域的学者们也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其具体
表现为“研究方法的缺失感”、“对时代定位的困惑”等ꢇꢈꢌ。面对这些焦虑,回顾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梳理
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或将带来新的启示。因此,探讨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不仅是对其学术成果的继承发展,
亦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反思回顾,更是后辈学者同前辈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思想碰撞。尽管时移世易,古今
学人所处的环境在变,面临的问题也在变,但对史事的考索、方法的探寻、史学的追求却没有变。通过探索聂
崇岐宋史研究这样一种方式,既可以在观点、思路、方法上获得启迪,也能使学术精神薪火相传,对“他日新宋
学之建立”ꢇꢈꢍ亦将起到积极作用,这或许是今天探讨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⑤
聂崇岐《北宋———中国政治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大中》1946年第1卷第6期,第9ꢆ16页。
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68页。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167页。
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第14页。
夏自强曾提及聂崇岐重视资料工作,但其探讨的是聂氏在论文中使用资料的准确性。参见: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
《燕京学报》新14期,第209ꢆ210页。
⑥
⑦
⑧
⑨
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74页。
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0页。
王蕾、梁益铭、肖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1939ꢆ1958年)(三)》,《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4期,第83页。
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三版)》,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3页。
ꢇꢈꢉ据张广达回忆:“聂先生让我先读《通鉴纪事本末》,了解重大事件的原委,再沉心静气地细读《通鉴》和胡注。他强调的是读书要沉心静气,他
说,最好自己把《通鉴》标点一遍。”参见:张广达《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9页。
ꢇꢈꢊ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4ꢆ215页。
ꢇꢈꢋ张其凡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宋史研究,是从20世纪才开始其历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
始形成。”参见:张其凡《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至2008年)》,张其凡《五代宋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
ꢇꢈꢌ包伟民《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第66ꢆ67页。
ꢇꢈꢍ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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