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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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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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年9月
Vol50ꢀNo5
Septemberꢀ2023
长征的国际叙事
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付志刚
ꢃꢃ摘要:国际媒体深入报道打破处于“失语”状态的红军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契机。
长征的国际传播不仅突破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舆论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长征的国际叙事,形塑了一批
年轻的优秀红军战士,在国际舆论中开始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红色中国”,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长征
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透过业已形成的长征符号,能够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与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在现实与未来世界中的地位。
关键词:长征;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117
收稿日期:2022-0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民族地区第一书记助推基层党建长效机制
研究”(2022JDR0216)、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进”教改项目“党的二十大
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与课件制作”(MYESD2023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付志刚,男,四川绵阳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ꢅswskfzg@126com。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6年10月,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
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①多年来学界对于长征史事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其内容涉及
长征过程展开的原因、长征历程的考辨、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的凝练与总结、长征过程中人物与事件的研究
评价等②。而本研究所聚焦的主要论域为红军于陕甘胜利会师前后,国际社会对于长征的书写与中国共产
党的形象塑造。1935ꢆ1936年,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全方位“围剿”时,历经艰险跋
涉的各路工农红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坚韧的革命信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远征。同时,国际社会对于正
在茁壮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各地赶赴陕北,试图树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形象的旅行者、记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第2版。
参见近二十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王新生《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5ꢆ71页;孙果达《四渡
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2ꢆ136页;翟清华、林全民《红二方面军成立经过考》,《军事历史》2007年
第2期,第20ꢆ23页;刘志辉《从萧向荣<东征琐记>看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前奏》,《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姜廷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
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第37ꢆ38页;袁银传、乔翔《论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6期,第676ꢆ680页;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55ꢆ63页;熊启珍、瞿晓琳《论长征精神的科学
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63ꢆ168页;赵金平《略论长征精神的早期凝练与社会传播》,《毛泽东思想研究》
2
015年第6期,第92ꢆ97页;王永林、徐焰《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7ꢆ22页;于化民《毛泽
东东征战役行止考辨》,《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第55ꢆ60页;刘家国《论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作用及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
2
期,第21ꢆ30页;王海光《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第72ꢆ
8
2页;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第25ꢆ30页;黄
远声《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第58ꢆ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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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察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如埃德加·斯诺的广为人知者,同时也有像阿诺利斯·海曼、尼姆·韦尔斯
等默默无闻者,留下了大量的国际叙事文本。既往研究大多仅仅将其作为史料而呈现,本研究则希望从言说
者的立场出发,放大国际社会对长征的观察过程,从历史语境考察作为在场者的国际叙事对长征观察的核心
问题是什么,呈现出怎样的红军长征,并力图进一步探讨长征国际叙事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构建。
一ꢃ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舆论的困境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腾出手来专心对红军各根据地开展广泛
的“围剿”。坚壁清野之下,革命根据地愈发困难,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后的中央苏区处境日益艰难,红军于
1934年秋天被迫走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①跨越多个省份,历时一年多,“天上
②
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红军最终完成史诗
般的壮举,摆脱了蒋介石组织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自蒋介石组织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伊始,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就不时见诸报端。但由于信息的
封锁与垄断,这类报道主要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上,报道的内容主要反映国民党军在作战中异常
成功,歼灭了中央红军主力等信息。在一些私人交往的信件或者公函中也基本是类似的说法,如郝兆先写给
邵力子的信中“自徐海东匪部西窜后”③之类的说法,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对于全歼红军的决心,也代表着新闻
传播的严格管控。即便作为中立媒体的《国闻周报》在其报道中亦有《川东北剿赤印象记》的标题与作者“斗
胆下了这末一句断语,四川终于成为了一般人唯恐其不幸而实现江西第二”④的研判,更是印证红军长征在
政治军事生态上的绝境与新闻生态上的不利。
打破红军长征消息阻隔的是《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1935年7月,他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
发,历时10个月,途经川、陕、甘、青、内蒙古广大地区对中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行程2000多公里,将大量旅
行游记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成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报道长征之第一人⑤。在他的努力下,对于红军长征
报道的官方管控终于被打破,但报道中仍有对于红军长征的误解与误读:“我们十五日过的中坝,这是比江油
县城还大的镇市……徐向前今年过中坝时,将中坝所有货物,囊括一空,记者至时,只有极少数新近逃回商
人,经营简单生意,荒凉景象,窒人气息。”⑥可见,即使是对红军带有同情倾向的新闻人士范长江仍然不免误
信误传。因此,关于红军长征的基本情况与报道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对事实的了解不仅是当时民众与知识精
英渴望的,也是国际世界对中国问题关注者所渴求的。
跨过真相与偏见之间留存的鸿沟,成为塑造红军长征与构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目标。红军几大主
力陆续会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寻求不同的途径来建构红军长
征的历史叙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红军长征做了高度评价和准确定位,认为“长征
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⑦。后又进一步发动长征的亲历者们
以“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⑧进行集体创作,对长征时的
所见所闻所感予以回忆与书写。他提出“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的写作要求,阐明写作旨趣“现
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为红军扩大国际影响与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以
完成对红军长征壮阔史实的系统构建。
⑨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
②
③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ꢆ150页。
《郝兆先关于红二十五军围歼警三旅事致邵力子函》(1935年4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
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一)》,《国闻周报》1935年3月11日,第9期。
胡愈之《忆长江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第3版。
范长江《成兰纪行》,《大公报》1935年9月21日,第4版。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ꢆ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ꢆ1949)》(上卷),第566页。
26
付志刚ꢃ长征的国际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二ꢃ长征国际叙事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对长征的国际传播有着积极的态度,通过十分狭小的渠道尽力将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国际上
宣传报道。据近年来新披露的史料和一些研究成果,除了旅华外国人在30年代的新闻报道中有大量对红军
长征的记述与评价外,有一份由吴玉章在巴黎创办并发行的《救国时报》也积极在国际社会中传播红军长征
的壮阔史实。在红军几大主力陆续走上长征道路之后,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新闻严加管控,导致
在国外的大量中国人无法获得这一新兴力量发展的可靠消息。在此关头,《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
在巴黎面世,成为了广大旅欧爱国人士获取长征消息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陈云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
录》,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发表后,由《救国时报》编辑部将该文与杨定华先生之
《
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合刊为《长征记》一书①连载刊登,较为系统地报道长征。此类长篇通
讯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统计,每五日一刊的发行量大约万余份,国内读者遍及东中西部大中
小城市,对于战略转移中的红军长征的报道及时且影响甚广。
国际传播中的红军长征书写是为了突破1928ꢆ1936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报道“模糊不清和笼统
概括”②的困境,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形象,赢得海内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国际
社会对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日愈加重的神秘感,成为美国民
间的热门话题’”③。中共中央决定调动国际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浓厚兴趣,通过外国人的笔触来
传播党的政策、方针与路线,构建积极向上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是最早意识到并以行动来回应的国际人士。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蓬勃向上
且已经有一定实力的中国左派革命政党突然在中外的舆论氛围中消失,是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在
美国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
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④。为此,斯诺冲破重重阻隔进入陕北,希望“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
九年的新闻封锁”。斯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款待并与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广泛交流、座谈,搜集了大
量一手资料。此后,斯诺将1936年6月至10月的旅行经历写成文章,满足了大众渴望了解长征与红军的需
求。在其有关长征著作单行本出版以前,斯诺将采写的部分内容通过《泰晤士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伦
敦《每日先驱报》陆续发表,所拍摄的珍贵照片也配搭文字陆续刊登于美国《生活》杂志。从1936年年底到
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发行期间,这些报道以各种形式在中国传播⑤。同时,完稿后的《红星照耀中国》在
1
英国出版,几周内销量过万册,在美国出版的销量也上万册。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红星照耀中国》与几乎
同时出版的赛珍珠的《大地》,是美国人了解认识中国的重要来源,《大地》中描绘出普通的中国人与中国社
会,而《红星照耀中国》则是美国社会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窗口,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
构建中国形象的文本来源。甚至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因此成为“斯诺迷” 对其后来的对华政策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该书在英国、美国陆续出版与再版后,还曾出版过未经斯诺授权的删减俄文版,命名为《中国
的英勇人民》⑦。通过斯诺的陕北之行与大量报道的见刊,在国际传播中敞开了西部中国的一个角落,与白
色中国迥异的“另一个中国”,一个红色中国。
⑥
,
除斯诺外,20世纪30年代担当了长征国际传播者角色的还有作为在场者的国际人士,如德国籍李德、
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和阿诺利斯·海曼。李德和薄复礼事后都曾通过撰述回忆录的形式来记录这段非同寻
常的经历,对域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较大作用。其中,薄复礼在1936年4月12日被红军释放后,用
几个月的时间写就《神灵之手》并于1936年8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及红
①
《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救国时报》1937年7月31日,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版,第18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巳阳主编《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萧军《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4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红星照耀中国>重要中译本50年书话》,《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第77页。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ꢆ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ꢆ25页。
〔日〕石川祯浩《<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乔君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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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征的著作。薄复礼有着跟随萧克所率领部队随行的经历①,其书写内容具有为红军长征“去魅”的意义。
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完成战略转移,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者开始试图近距离了解红色中国
2
的真面目,更多的西方人士来到陕北根据地探访,一批相关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如海伦·斯诺就化名为尼
姆·韦尔斯(NymWales)造访陕北,希望“发现了新的思想与新的人民” 并出版《红色中国内幕》一书,打
开了渴求现代的中国读者急需的“世界视野”。美国传记作家史沫特莱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到陕北,开始近
距离了解刚刚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将士们。她选择了以红军领导人朱德为对象进行写作。在陕北窑洞里,
史沫特莱尝试以宽广的维度,塑造一位红军领导人的革命经历,其中包括从阶层出身所进行的话语定位和论
述语境:“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
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③
②
,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观察的视角开始转向关涉中华民族危亡的抗战洪流中,虽然也不乏对
于中国共产党与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等记载与讴歌,但对于长征的兴趣趋于平淡。让红军长征
在海外研究中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全球左翼思潮的兴起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兴。
厌倦了美苏两极格局主导下的世界人民,将视野又回到中国,去探究红色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其中,不少外
国学者尽管怀着不同的立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却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兴趣聚焦于
长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展开浓墨重彩的书写,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掀起了红军长征
国际传播的第二次高潮④。
总体而言,国际传播中的长征因观察者在政治思想上自由无偏颇,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础来自
于个人生命的体认与人生理想的追求。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在域外人士眼中犹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的是一个异国的左派进步政党绝地求生的形象,投射的却是长征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者自身
欲望、愿景与理想⑤。在这些书写中试图打破西方社会对“红色中国”的原有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构建出一
个追求进步、向往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新形象。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虽然独具个性化,对中国人
民、中国共产党、左派进步势力始终怀着美好的情感,对中国持有友善的态度,希望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能塑造出一个理想中自由民主的国度,因而对这一形象的想象介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之间。因此,国际传播
中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虽受到中国进步事业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但思想的底色还是脱胎于美国教育的
结果,具有“他者”言说和“自我”言说的双重功能⑥。“斯诺们”在言说长征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同时,也言说
了注视者内心的渴望与诉求。
三ꢃ长征国际书写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呈现
长征的国际传播为海外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人士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但又不仅限于苏式的,
还加入许多本土化内涵的“红色中国”,打破国民党新闻系统对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垄断,力图矫正
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偏颇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的原初肇始。
首先,廓清迷雾见真容是国际传播者长征书写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最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瑞士〕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中文版自序,第1ꢆ2页。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军、万高潮译,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3页。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
按:史沫特莱关于红军长征的著作直到50年代才最终出版,先是在日本由岩波书店于1955年出版,195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本,后来翻译
为中文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④
如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的《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英国专家迪克·威尔逊1971
年出版的《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美国作家埃德蒙兹1973年撰写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美
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重走长征路后写出的《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以及美国学者简·弗瑞兹1988年出版的
《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有美国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英国杭尔德的
《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等著作。参见:师永刚、刘琼
雄《红军:1934ꢆ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5页。
⑤
⑥
姜智芹认为“异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照出了异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照见了形象塑造者一方的形象,显现了其自身
的欲望、恐惧与梦想。”参见: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8
付志刚ꢃ长征的国际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自蒋介石组织几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宣传系统对于红军的动向及报道一直严加管控,由其统一发布
“
围剿”进程及相关情况。随着战事的进行,宣传风向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只有国民党“喉舌”发出的一种声
音,偶见有一些中立媒体的报道也存在着失实和偏颇。《大公报》上诸如长城《陕北匪区视察记》、徐盈赴江西
的行记等,或仍在红区周边眺望,或考察“旧红区”今貌。虽然上述报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陕甘宁红区观察
的匮乏,但恰因文中渲染的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如“陕北共党的武力,最初便是由一些保贩烟土的‘烟匪’蜕
化而来” ,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匪夷所思的描写,如“共党以人血涂马首,而塞杜马鼻,马呼吸困难,张口狂奔,
当者披靡,一时还有马吃人之谣”②等信息,客观上刺激了大众了解真实之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动向的欲望。
中国共产党形象在一批国际传播人士逐渐拨开国民党试图塑造的一元化长征叙事的迷雾中逐渐廓清。
随着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中共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
大红军影响的宣传” ,以此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海伦·斯诺也认为:“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
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
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④经过深入官兵日常接触及调研,埃德加·斯诺逐渐对新进入的这块贫
瘠的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大量红军有了崭新的认识,形成了与他长期观察的“旧中国”迥异的“新中国”形象。
詹姆斯·贝特兰在对比国统区与红军长征后的陕北时曾谈到,“‘特区’物质条件艰苦、生活中有许多问题的
事实。但在我看来,人们普遍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地弥补了这些不足,这种精神在中国太罕见了”⑤。斯诺
把中国共产党“提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他还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
过是莫斯科操纵之下的傀儡的论调”⑥。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共产
主义。因此,他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在打破单一化舆论中捏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同时也在形塑一个
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海伦·斯诺则在著作中强调红军“正在为创造和革命而奋斗,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
地位的死气沉沉的腐败的中华民族的净化而奋斗。他们是为主义而战的中国人,他们每迈出一步都在推动
着历史前进”⑦。
①
③
用对比来凸显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书写方式在塑造形象方面确实行之有效,陈云最早书写长征的
记述中也有重点的运用。在以国民党军士兵口吻的描述中就曾讲到红军的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官兵一视同仁,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
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
长”;“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
扣军需者”⑧。在对比之下,国共两军军纪、两党党纪迥异的形象立体显现。
其次,革命理想高于天是国际传播者长征书写中呈现的宏大理想信念与具象化交织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长征的国际传播既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长征的波澜壮阔,更形塑了一批“信仰坚定”、“牺牲奉献”、“年轻
朝气”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特别是对于红军中的大量年轻官兵的塑造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蓬勃向上的战
士形象与坚定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形象。
长征国际叙事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信仰坚定”的形象。跟随红二、红六军团的薄复礼非常肯定地将红
军领导者描述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
埃’”⑨,而非国民党垄断新闻报道中被斥之为的“匪徒”。刚结束长征的红军队伍与中国共产党给国际传播
者们留下形象鲜明的特征,即年轻与强烈的牺牲精神。关于年轻的特质,国际传播中有着为数众多的描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长城《陕北匪区视察记(一)》,《大公报》1936年10月31日,第10版。
季鸾《西北纪闻》,《新新月报》1935年第9期,第30页。
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龚文庠主编《百年斯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韩红、郭峰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毕剑横、钱宏鸣、毕岚《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7页。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9页。
〔瑞士〕R·A·勃沙特《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严强、席伟译,黄河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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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诺就谈到长征队伍中为数众多的“红小鬼”们,“少年部队是红军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军中
数以万计的小鬼是革命之中的革命者” ,虽然他们几乎都曾经历过苦难,但“精神极好。……大人看到了他
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
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②。然而,大概是由于“红小鬼”们太过
年轻,海伦·斯诺观察到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垂头丧气,反而能清晰地“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
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
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③。“正因为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
队,所以它才充满着力量、理想、牺牲精神和满腔热诚。……年轻不仅使红军充满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而是也
使部队充满了高度的聪明与智慧”④。被动的满足在中国是常见现象,然而像这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暗示着
对生存的乐观态度的幸福感,却很罕见。基于这一层次观察,国际传播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有着更为饱满
的认知,甚至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旧有印象,因为“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
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⑤。
①
长征国际叙事塑造出中国共产党“牺牲奉献”的形象。红军集体活动中的表现给国际传播者们留下非常
难忘的印象,“红军的行动组织得如此严密,……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时刻开始歌唱,他们的口号汇成一个声
音”⑥。与此同时,“他们脸上洋溢着似乎是从某种神秘的源泉中产生的无穷尽的幸福。你根本不会怀疑他
们对于自身的十分的满足。你会感到他们享受着生死与共的快乐”⑦。在海伦·斯诺的书写中,共产党领导
的红军战士具有某种超越个体存在的集体理想,即便生活条件艰苦,但却充满幸福感,她甚至认为他们是“中
国最幸福的人”。埃德加·斯诺把幸福、希望充盈在年轻人身上的原因归结为信念的坚定,“简单然而强烈的
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
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⑧。“
牺牲奉献”精神涤荡着经历长征的中国
共产党人,成为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长里程碑式的象征符号。
长征的国际叙事构建出“洗净铅华”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年轻朝气与牺牲奉献两种形象的结合,既是代
表着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留下精华的部分,又意味着面临艰难困苦的险境的一
支具备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队伍已形成,共同构成红军长征中形塑一代新人的重要内核。年轻朝气意味
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拥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敢于革命的意志。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完成政治军事领
导权更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重获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既实现战
略转移,革命的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也通过北上抗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最终实现爱国和革命的双
重目标⑨。更为重要的是,长征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塑造产生的极大影响,推动了敢于奋斗、不怕牺
牲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形成。在国际传播人士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件事能与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
传奇事迹相比,埃德加·斯诺就曾把红军强渡大渡河与石达开渡河失败作对比,以凸显长征带给人们极为重
要的希望和信心ꢇꢈꢉ。正是在亲自目睹众多战友的牺牲后,长征幸存者更能体悟到其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激励
其勇于牺牲献身,为中国革命前途而奋斗。当海伦·斯诺了解到经过长征后抵达陕北的红军不到两万人时,
就曾下判断:“每一个红色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8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04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04页。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8ꢆ39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04页。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5ꢆ36页。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5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62页。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ꢇꢈꢉ〔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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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志刚ꢃ长征的国际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
…胜利确实已经成为红军的信条……为下一步胜利的战略性组成部分。”①正是朝气蓬勃的年轻特质、对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让国际传播中的长征书写不断展现出坚定、勇敢、艰苦奋斗和牺牲
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以及对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迪克·威尔逊曾明确指出,正是在艰苦长征中,
年轻的红军队伍经受考验,锤炼出纪律性和献身精神,才“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14年以后就
取得了全国胜利,……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②。因此,威廉·莫尔伍德
敏锐地意识到,长征形塑的“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
治制度”③。长征的国际传播肯定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与长征精神的英勇无畏,在国际舆论中开始形成奋
进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第三,国际传播者书写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锤炼马克思主义思想素质、政治能力和意志品质于一体的训
练场,凸显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
长征的国际叙事展现出饱经思想政治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书写中把长征认为是中国共产
党经历的“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的训练,既让长征亲历者锤炼军事、政治和组织能力,又为中国共产党“在征
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 ,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⑤。经过长征后,中国共产
党很大一部分形象的构建通过红军及红军战士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党领导的无与伦比的长途
行军。“有人把它比作《圣经》中古代犹太人奔离埃及,比作汉尼拔挥师跨越阿尔卑斯山,比作拿破仑从莫斯
科撤退……但较之中国的红军长征,其规模如此之小,其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平常常,简
直不能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⑥。在国际传播人士看来,摩西是有神灵保佑,汉尼拔行军的艰苦主要是天气
严寒,拿破仑之退却也是为了避免覆灭,但早已料到其结局。只有红军长征,虽不断溃退似乎不可能成功,但
却胜利结束。这样的中西比较十分宏大,极具英雄主义色彩。比较而言,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描述更
加生动、真实,从细微之处竭尽所能烘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政党与军队,构建了一个鲜明、生动的中
国共产党形象。他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他者”之口,高度赞扬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绩,描写中央红军
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八个月、途经六个省的经历,在极端困难中夹缝求生,既因官兵团结一致,
为国内任何军队无法比拟;又根植于人民之中,民众给予红军以大力支持和帮助;还依赖红军领导人的英明
指挥,“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毛
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⑦。
长征的国际书写中呈现出经历政治斗争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在战斗的间隙,红军每占一个城镇,就
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的财产,
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
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从此使南京军队疲
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
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⑧。英国学者罗杰·霍华德在《毛泽
东与中国人民》中也认为:“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
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
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⑨海伦·斯诺则强调经历长征锤炼的红军战士具有极
强的适应性,“是一切中国人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正在为创造和革命而奋斗,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死
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47页。
徐占权《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王应一《西方学者谈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第29ꢆ35页。
北京日报《星火征程》,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徐占权编著《解读长征》,第444ꢆ445页。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88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1页。
〔英〕罗杰·霍华德《长征中的毛泽东》,胡学举译,《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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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沉沉的腐败的中华民族的净化而奋斗” ,是为主义而战的中国人,是历史的重要推动者。
长征的国际书写中展现出经历意志品质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抗战时期进入陕北的国际传播者在长
征书写中也不约而同地呈现中国共产党经历马克思主义锤炼的新形象。王安娜在著作中写道:“长征是艰苦
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
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②“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③英国学者迪
克·威尔逊更是把长征看作是“生存的史诗”,不仅“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将长征塑造为“各
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全人类精神价值的典范。基于此,
国际传播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抱有期许,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自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完成了长征的战略转移,“巨人中国醒了”,苏醒的中国不仅冲击着旧中国的格局,也开始“震撼
着世界”,改变世界的格局。
①
④
四ꢃ结语
长征已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在国内外叙事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而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贞不屈的政党形象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奏响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
沉沦到复兴的历史强音。
首先,长征国际传播与长征符号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初步形成,塑造了一批不屈的先知先
觉者。长征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围剿”之下的坚韧不屈、抗争到底的精神,又与面临日
寇入侵,红军北上抗日、抵御外侮,赢得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国内形势的转换紧密联系起来。长征符号在
国际传播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蕴含着坚毅不屈、责任担当的
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即便在“艰难困苦”的危难关头,仍旧“玉汝于成”的决心和毅力。
其次,一批对中国问题客观加以研究和叙述的外国学者和观察家,对“崛起”中的中国系统论述,向世界
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现实与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外国人对中国的客观、深入研
究,既丰富了构建一个和谐、奋进的现代中国形象,又可以弥补中国本土学者在世界上话语权主导力的薄弱。
同时,除了这一批海外汉学者的论说之外,还需要加强中国本土研究的主导力量,剥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后殖民主义等色彩,多角度、多层次、多视野地对现代中国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研究,作出一批令人信服的研
究成果,争取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主动权。
最后,通过长征的国际传播及其反响,可以视为合理利用国际媒介宣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开端。
借助域外他者的眼光观察和客观书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突破认同上的差距,“意识形
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引起一个政党自我认同的变化甚至造成分
裂”⑤。国际传播人士所编著的涉及长征等中共党史著作的大量出版,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以长征为主题的中
国问题研究的新高潮,展现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责任编辑:何ꢃ毅]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37页。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0页。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43页。
师永刚、刘琼雄《红军:1934ꢆ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5页。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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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