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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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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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4
July,2012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王德华,宋雪玲
(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杭州310012)
暋暋摘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
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
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
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暠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
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关键词: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西南夷;政治背景;讽谏主旨;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2)04灢0092灢07
暋暋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同被萧统收
入《文选》“檄暠类。“檄暠类只五篇文章,可见相如之
文在萧统心中的地位。两文对我们了解司马相如一
生最为辉煌的事功———“通西南夷暠,也有着重要的
参考价值。《喻巴蜀檄》主旨明确,争论较少;而关于
虽然汉唐间现存史料并未明言讽谏的具体内容,但
至少给我们提供了相如撰此文的两个目的:一是对
天子而言是讽谏,二是对蜀父老而言是宣晓天子之
意。问题在于,既然是宣晓天子之意,又为何是讽谏
天子? 且上文又夹杂着相如提议开发并奉命出使西
夷时遭到蜀中长老及朝中大臣的反对的政治背景,
以及“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暠这种创作
时复杂心理状态,这些都影响后世对《难蜀父老》创
作主旨的不同理解。从宋代开始,研究者注意到了
《难蜀父老》的主旨内容的探讨。从宋至今,大体上
有以下几种意见。
《难蜀父老》的主旨,却有分歧,且关涉对相如人品、
通西南夷意义的评价。本文拟在考订《难蜀父老》创
作时间的基础上,揭示其创作时的政治与心理背景、
讽谏主旨及文化意义。
一暋关于《难蜀父老》主旨异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此篇的创作背景云:
暋暋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
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
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
且因宣其使指, 令百姓知天子之
其一,相如逢君之恶,助成汉武帝好大喜功之
习,此文乃劝百讽一之作。如苏轼云:“司马长卿始
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
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
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
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
[
1]卷一百一十七,3046
意。
《汉书》本传同,《文选》李善注采《汉书》之说。
收稿日期:2012灢04灢25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暠资助(项目批准编号:NCET灢08灢0495)。
作者简介:王德华(1965—),女,安徽滁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
文化研究;
宋雪玲(1984—),女,安徽宿州人,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92
王德华暋宋雪玲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门之义乎?暠又言:“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暞,以
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
不已,犹作《封禅书》。 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
老》的主题有“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暠的
一面,也有“欲谏,以风天子暠的一面。与史传无异,
[9]
只是熊文认为“讽谏巴蜀疲困暠 ,也与张耒“颇自悔
其失暠、“徐觉其害暠等观点有相通之处。
[
2]卷六十五,2010
哉!暠
苏轼以小人目相如,认为《难蜀父
老》是一篇迎合主上、劝百讽一的谀文。宋代楼昉
曰:“武帝事西南夷,岂是好事? 其实相如只是强分
疏,却又要强说道理,至以禹治水为比,可谓牵合矣。
使人主观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习,非所以正
其三,相如著文,自饰其过。明倪元璐曰:“相如
明知通西南夷不为用,乃始其事,又作《难蜀父老》
[10]卷六,604
辞,以文其非。暠
认为相如明知开发西南夷
之弊,但因赞成开边,作文自饰其过。
[
3]卷三,27
救其失也。暠
言相如文中对武帝开边意义论
其四,批评蜀郡反对派,晓喻百姓天子开发西南
夷的意义。如龚克昌说:“在司马相如出使时,蜀郡
长老不但说通南夷不上算,通西夷也是得不偿失,朝
廷大臣也多持这看法,一时弄得满城风雨。为此,相
如就写了一篇《难蜀父老文》,批评了蜀郡的反对派,
讲明了自己的使命,让百姓知道汉武帝的意
述,助成了武帝好大喜功之习。又明代刘祜亦有此
言:“羁縻勿绝,制驭夷狄之大道。相如不杜之于始,
而欲挽之于终,吾知好大喜功之主不可药救也
[
已。暠
4]卷十八,246
刘祜批评相如始则未能杜绝武帝开边
之想,而“欲挽之于终暠,即本传所言“著书以讽暠。清
何焯对相如“今臣复通(西夷),为置县,愈于南夷暠的
言论,评曰:“前檄为天子文过,宣谕之体,不得不然
也。何复为此以长君恶耶?暠对文中“且夫王者固未
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暠句,何焯复评曰:“扬
子谓劝百讽一,果然。即其所谓终于佚乐者,方且导
以封禅之侈心。万乘豫进,民则困于供赋,又有饰在
[11]382
图。暠
也就是说,相如此文是针对蜀郡反对派,
驳难的目的是“让百姓知道汉武帝的意图暠,并不存
在讽谏天子的意图。
其五,托言驳难,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信心。如
李孝中、侯柯芳认为:“本文驳论,托言难蜀父老,实
际上驳朝廷重臣的错误认识,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
[5]293—294
[12]49
平之容,增逃亡自贼杀之实者。暠
孟子云:“长
信心。暠
驳朝廷重臣的错误认识,与龚克昌说同;
[
6]6004
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暠
楼昉、刘祜、
不同的是李、侯认为驳朝廷重臣错误认识的目的是
坚定武帝开发西夷的信心,有无讽谏目的,没有明
说。
何焯之言,较之苏轼,虽措辞没有那么激烈,属于孟
子所言的“长君之恶暠,有着“罪大暠与“罪小暠之别,但
认为《难蜀父老》劝百讽一则是一致的。
考察历来关于《难蜀父老》主旨异说,可见自宋
至今,各说或就史传提供的背景材料探讨其讽谏主
旨,或就文本本身摒弃讽谏而另立新说。且从宋至
清,在评论此文的主旨上还夹杂着对相如人品的褒
贬。可以说,相如出于何种目的、何时何地写下《难
蜀父老》,到目前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暋《难蜀父老》的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
其二,相如感蜀父老之言,自悔提议开边之失,
意指讽谏天子开边。宋张耒《司马相如论》云:“其后
为帝开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说,颇
自悔其失,作书为喻蜀,而实以风。夫既以开其利于
前也,徐觉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
与夫遂非而忍愧者亦异矣。暠与苏轼不同的是,张耒
认为相如并非小人,其作《难蜀父老》乃因“自悔其
失暠,目的在于讽谏天子“通西南夷暠的劳民伤财之
举,并云“司马相如虽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
之风暠,又云“始相如亦自以慕蔺相如,彼其从来,有
我们认为,欲弄清《难蜀父老》的主旨,须对汉武
帝继位之初开发西南夷的经过、朝廷官员及百姓对
汉武帝开边的不同态度、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
的时间有一个细致的分析,这是探讨《难蜀父老》主
旨的重要前提。
[7]卷三八,325
足观者矣暠
。吕祖谦曰:“然闻蜀长老言通
西南夷不为用,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
以风天子。常称病闲居,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则
汉武帝继位不几年便开始外定四夷,内兴文教。
在对待四夷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
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
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
争论,形成主战与反战的两大阵营。这一点,班固
《汉书·匈奴传赞》就给予了总结,言“《书》戒‘蛮夷
[8]卷一二,461
与严助、主父偃辈没于权利者,亦有间也。暠
在讽谏内容的理解上与张耒的理解基本相同,并把
相如与严助、主父偃作了比较,说明相如非追权逐利
之辈。今人熊伟业提出“两难主题暠说,认为《难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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猾夏暞,《诗》称‘戎狄是膺暞,《春秋》‘有道守在四夷暞,
久矣夷狄之为患也! 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
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 高祖时则刘敬,吕
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
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
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
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
县,愈于南夷。暠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
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
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
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
孙水以通邛都。 还报天子, 天子大
[
1]卷一百一十七,3046-3047
说。
以上这则材料,《汉书·司马相如传》也有载,结
合《难蜀父老》本文、《史记·公孙弘传》、《汉书·武
帝纪》、《史记》《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等史料,我们
认为在考定《难蜀父老》创作时间与政治背景时,有
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13]卷九十四下,3830
也。暠
班固此言虽是针对西汉与匈奴的
关系而发,用之于西汉与西南夷、两越的关系上也大
致不差。就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开发西南夷
而论,唐蒙、司马相如属于主张开发的一派,公孙弘
则是不主张开发的代表。而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
对开发西南夷尤其是西夷有着明显的决策转变。
其一,上文“治道二岁,道不成暠是指元光五年唐
蒙开南夷道,二年未成,即时已至元朔元年(前128
年)。在这两年当中,元光五年,武帝不仅派了相如
出使西南夷,而且派了公孙弘前往视察。《史记·公
孙弘传》载:“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淄川国复推上
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
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
“西南夷暠,以汉时蜀郡为参照,其南为南夷,其
西为西夷,其所在地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
以及云南、贵州地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早在
秦朝就开始通西南夷并设官吏管辖了。秦亡后,汉
初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将精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
方边境的安宁,无暇顾及西南夷。《汉书·西南夷两
粤朝鲜传》言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上书
通夜郎。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光五年(前
[1]卷一百一十二,2949
听。暠
这也正是上文中所说的“蜀民及
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暠,其用事者即指公孙弘为代表
的反对派。
[
13]卷六,164
30年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暠
。《史记·司
其二,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是在元朔元
年,其任务是开发西夷。从上文可知,也是在元朔元
年,西夷因经济利益,表现出欲归附汉朝的意向。汉
武帝咨询司马相如时,司马相如赞同开发西夷,并得
到汉武帝的授权前往西夷。《难蜀父老》开篇言“汉
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
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
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暠,所谓“汉兴七十有八载暠,
以高祖公元前206年立汉往后推七十八年,正是汉
武帝元朔元年,即相如奉命“西征暠、开发西夷之年。
其三,《难蜀父老》的创作时间不是元朔元年,而
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创作地点乃是略定西夷之
后返程到达蜀都之时。一是因为文中云“因朝冉从
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
至于蜀都暠,说明此文作于相如略定西夷,东向将报,
至于蜀都之时,必不是出使之年即元朔元年。二是
文中蜀父老还言“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
于兹, 而功不竟…… 今又接之以西
1
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
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
人,用军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
遣相如责唐蒙, 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
[1]卷一百一十七,3044
意。暠
相如《喻巴蜀檄》中云“今闻其乃
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
1]卷一百一十七,3044
[
皆非陛下之意也暠
,所言正是唐蒙擅自
“
用军兴法暠之事。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元光五年第
一次出使西南夷,是奉汉武帝之命责备唐蒙等治南
夷道过程中不当之举并安抚巴蜀民众的。相如第二
次出使西南,是继唐蒙开发南夷道之后,奉命开发西
夷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第一次出使西
南夷,“还报暠天子后,言:
暋暋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
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
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
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
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
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
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
[
1]卷一百一十七,3049
夷暠
,从“今又接之以西夷暠的语气看,
“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暠
是指元光五年唐蒙开南夷道事,那么从元光五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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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华暋宋雪玲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推三年,正是元朔二年。
的支持。如果汉武帝改变决策,相如政治命运会受
基于以上三点,那么,相如为什么在奉命出使西
夷,并“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
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
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暠,即出使西夷取得成功,
回报至蜀都时作《难蜀父老》呢? 又为何在晓喻天子
之意的同时讽谏天子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大原
因:一是主要担心汉武帝在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中
大臣的反对下,改变开发西南夷的决策,前功尽弃。
上文已言,朝廷中反对派的代表公孙弘元光五年就
提出反对开发西南夷,这次汉武帝没有听取他的意
见。《史记·公孙弘传》又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
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
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
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
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
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暞上乃许
到很大影响。这种担忧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唐蒙开
南夷道也是武帝同意的,其所引起的巴蜀民怨,武帝
内心岂有不知? 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还是派相
如前往督责。相如《喻巴蜀檄》,虽是奉命晓喻巴蜀,
但也有归过唐蒙之意。明凌稚隆、李光缙《史记评
林》引董份云:“唐蒙,武帝实任之,奚责焉? 盖蒙骚
[14]卷一一七,30
动蜀民,不责蒙无以谢蜀。暠
唐蒙前,发生
在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失败,建议此举的王恢,“坐
[13]卷六,162
首谋不进,下狱死暠
。 据《汉书· 韩安国
传》,马邑之谋前,在对匈奴采取和亲还是征伐问题
上,王恢与韩安国有两次交锋。王恢主战,安国主
和。第一次争论,汉武帝采纳了韩安国的和亲主张;
第二次交锋,武帝采纳了王恢伏击匈奴的马邑之谋。
而马邑之谋失败后,对这次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且
[13]卷九十四上,3765
带来“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暠
的政治后
果,汉武帝不容王恢辩解,以“今不诛恢,无以谢天
[1]卷一百一十二,2950
[13]卷五十二,2405
之。暠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弘为
下暠
为由,逼得王恢自杀。其实,马邑之
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
谋是王恢,真正发动对匈奴战争的首谋应是汉武帝。
武帝杀王恢以谢天下,完全是文过饰非,体现了封建
帝王的专制与独断。汉武帝此后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的残忍,在王恢身上已露出端倪。可以说,唐蒙与王
恢都是前车之鉴。如果在开发西夷问题上,汉武帝
有所反悔,相如的命运轻则如唐蒙受到责备,重则如
王恢一样被逼自杀,亦未可知。这是相如欲谏不敢、
著书以讽的又一重要原因。
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
[1]卷一百一十六,2995
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暠
时
隔五年,公孙弘又提出罢西南夷,汉武帝同意了他的
提议,独罢西夷,见出汉武帝因专力事匈奴的关系,
不得已在西夷开发上做出了罢西夷的决策转变。史
书明确记载公孙弘谏罢西南夷有两次,可以看出,从
元光五年至元朔三年这五年间,“弘数言西南夷害暠,
公孙弘始终未放弃他的罢西南夷的主张。而元朔二
年正是元朔元年司马相如奉命开西夷到元朔三年汉
武帝罢西夷的转变的关键一年。相如欲谏不敢,并
非如张耒所说的出于自己赞成开发西南,又因身感
百姓的负担有所反悔,想借此劝谏武帝停止开发西
南夷,相反是出于对汉武帝改变决策、放弃开发的担
忧。这种担忧,在相如撰写《难蜀父老》的次年,即元
朔三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而罢西夷得以验
证。
另外,我们结合《史记·公孙弘传》中的关于公
孙弘生平记载,可以了解相如欲谏“不敢暠,还担心一
旦失去汉武帝的支持,会遭到反对派公孙弘的排挤
与打击。如上所述,正如王恢与韩安国在匈奴问题
上的分歧一样,司马相如与公孙弘在开发西南夷态
度上是针锋相对的。《史记·公孙弘传》载,弘“每朝
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
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
以儒术,上大说之。 ……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
[
1]卷一百一十二,2950
此外,相如还担心武帝决策改变对自己政治命
运的影响。对于开发西南给百姓带来的负担及大臣
们的反对,相如第一次出使西南督责唐蒙时就已经
知道,而第二次奉命开发西夷,“蜀长老多言通西南
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暠,也应是在相如预料之
中的。他之所以坚定开发西夷,一方面说明他与公
孙弘等反对派思考角度不同,另一方面也有汉武帝
深暠
。可见他是一个矫饰善变之人,外
表宽和,内心阴险,却深得武帝喜爱。《史记》中与公
孙弘同传的主父偃,就是因为公孙弘的阴谋报复于
元朔三年被杀的;也是在元朔三年前后,董仲舒因公
栙
孙弘的猜忌徙为胶西相。所以,司马相如在当时
想要劝谏武帝坚持开发西南夷,对公孙弘不得不有
所惮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难蜀父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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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言“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
世,而是欲创立大业,垂范万世。企求德配天地而思
[
1]卷一百一十七,3053
岁余,复召为郎暠
。相如受贿失官,不
贯天人;耻于恩泽不及天下生灵。当今封境之内,皆
享福祉;而夷狄之国,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加,流风犹微暠,民俗浇薄,伦理失序,“举踵思慕暠君
主之仁德恩泽。故当今圣上北讨匈奴,发使南越,因
此四方颂其仁德,南北仰其恩泽。最后直接论述通
西南夷的意义,即开道扩疆,可以仁德远播,光照边
夷,使远近一体,同享福祉,天下长治久安。此乃拯
救西夷百姓于水火,继承周代一统之绝业,走向盛世
的标志,故为当今圣上的当务之急,百姓虽劳,亦不
可止。最后说明帝王之业,必始于忧劳,终于安乐。
大汉受命,方将封禅泰山,上同五帝,下超三王,这种
旷古未有的大事,更不是浅见短识之人所能理解的。
从以上所叙内容可知,相如针对蜀父老诘难依
据的羁縻文化政策,强调圣上征讨开发四夷,是羁縻
政策失效下,即文中所言“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
外则邪行横作暠,化服变俗,泽被蛮夷,功在千秋的壮
举。而针对蜀父老开边病民的观点,相如认为自来
帝王都是“始于忧勤,终于佚乐暠,说明了劳民与化民
的统一。总之,羁縻与征伐,劳民与化民,相如从长
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角度,解决了主开发与反开发
的对立。也使诸大夫慨叹:“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
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暠相如的驳论,使蜀
父老理解了汉天子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并决定不辞
劳苦,以身作则,垂范百姓。
管真实与否,但发生在出使后不久,其内中实情或与
公孙弘有关。
综上,相如在略定西夷之后于蜀都写下的《难蜀
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政治背景,也与这一
政治背景下,司马相如担心汉武帝在开发西南夷决
策上有所改变以及对反对者公孙弘的畏忌有关。这
应是相如不敢直谏,“著书暠以讽谏天子坚持开发西
南夷的重要原因。
三暋从文本看《难蜀父老》讽谏主旨及文化意义
栚
从文本本身来看,《难蜀父老》 主要分为三个
部分:开头叙述事件的缘由,结尾一段交代事件的结
果,中间主体部分则是驳斥蜀父老眼光的狭隘,阐述
“
通西南夷暠的重要意义。
文章开篇,作者概述汉王朝国力强盛,四海宾
服、恩泽境外的大好形势,以及目前天子命使出征西
夷,所向披靡的盛况。然后借“耆老大夫缙绅先生暠
之口,诘难“通西南夷暠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其诘难
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从文化政策上讲,自古以来天子
对夷狄都是采取怀柔羁縻政策,况且西夷自古以来
与“中国暠并立,既不可德化,也难以征伐;二是从现
实利益上看,“通西南夷暠不切合实际,前者唐蒙开南
夷道业已耗时三年,功业不竟,士卒困顿,万民不安,
若再通西夷,民力已尽,难成此业,只会劳民伤财,于
国无益。
由上分析我们也可知,此篇与《喻巴蜀檄》有相
通之处:一是武帝开发四夷,其目的是化洽天下,对
汉武帝的开边之举都作了颂扬;二是开发西南夷,百
姓虽劳,但功在千秋,蜀老将士,应急国家之难,乐尽
人臣之道。故萧统将两篇皆入“檄暠类,刘勰《文心雕
龙·移檄》赞《难蜀父老》“有移檄之骨暠,二者皆有晓
针对“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暠的诘难,相如首
先以巴蜀变服化俗为例,言“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
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暠,意谓若只是一味
采取羁縻政策,如今的巴蜀也不能变服化俗。正是
巴蜀的变化,今日才能推进到对西南夷的开发。接
着主要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通西南夷的意义。其
一,从国家最高决策者角度,阐明一些非常之事,在
实行之初,非百姓所能理解与支持,但最后总是百姓
得益,即文章中所言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盖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暠,这是此篇所论基点。并以史实说
明,如大禹治水,其治水的过程中,不只是百姓辛劳,
大禹也身亲其劳,然其功业泽被万代。其二,阐明贤
君君临天下,本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暠的理念,不拘文牵俗,墨守成规,取悦当
[15]379
喻圣意的缘故
。可以说,坚持开发西南是司马
相如的一贯主张,不存在“自悔其失暠,良心发现似地
劝谏汉武帝考虑劳民而停止开边。结合以上《难蜀
父老》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的考察,此篇的讽谏主旨
就是希望汉武帝打消开发西南夷的疑虑,借晓喻天
子之意,坚定武帝开边的主张。这一讽谏主旨因《难
蜀父老》背后的政治背景的模糊,加上此文“以颂为
讽暠的谲谏模式而变得隐晦,也导致后人理解上的偏
差。
汉武帝对四方边疆的开发,就今天看来,促进了
民族融合,功莫大焉。但是也正是在汉武帝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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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华暋宋雪玲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同时,质疑声不断,后世也多责汉武帝好大喜功。从
间及政治背景的失察、缺少对作品本身的细读与研
究乃至对相如人品的非议所造成的,更深层的应是
他们本着儒家以德怀远、休战安民的羁縻文化意识
而产生的先入之见。
意识形态领域看,蜀父老所言“盖闻天子之于夷狄
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暠的羁縻文化政策,是反战、反
开发者所拥持的处理“中国暠与四夷关系的文化依
据。班固《汉书·匈奴传赞》将这一观点作了更加详
细的阐述。《匈奴传赞》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
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
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
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
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
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
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
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
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
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
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
《文选》诏类选了两份诏书,皆汉武帝之作,其中
一份是元封五年(前106年)的《求贤诏》。此诏作于
司马相如创作《难蜀父老》后的二十二年,相如谢世
业已十年。此诏开篇即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之人暠,将“非常之功暠与“非常之人暠联系起来,与司
马相如文中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
之所异也暠的措辞是何等的相近。上引《司马相如
传》中言“相如还报,天子大悦暠,天子之所以大悦,一
方面可能由于相如略定西夷没有像唐蒙那样劳民伤
财;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相如把写于蜀都的这篇《难
蜀父老》也呈交给了汉武帝的缘故。虽然在元朔三
年汉武帝迫于财力与精力,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而罢
苍海和西夷,专力匈奴,但他始终未忘记对西南夷的
关注。元狩元年(前122年),在张骞的提议下,汉武
帝又开始开发西南,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前后约
十三年的时间逐渐平定西南夷。可以这么说,在意
识形态领域存在着的以“羁縻暠文化政策处理“中国暠
与四边关系的汉代,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对征伐
开边的论述,无疑给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政治军事决
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相如当初因各种原因
不敢直谏,著书以风的《难蜀父老》,在汉武帝时代的
影响却是巨大的。
[13]卷九十四下,3833-3834
也。暠
这种“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暠
的“羁縻不绝暠的文化政策,上承于《春秋》“内诸夏而
外夷狄暠华夷观,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班固在《西
南夷两粤朝鲜传赞》称“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
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
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
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暞者
[
13]卷九十五,3868
哉暠
,正是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暠的羁
縻文化政策,批评司马相如等赞成开边之人为“好事
之臣暠。以上所述苏轼、楼昉、刘祜、何焯对《难蜀父
老》主旨的推断,表面上看,是对《难蜀父老》创作时
注释:
栙关于主父偃被杀、董仲舒徙胶西相的年代,参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156灢157页。
栚本节所引《难蜀父老》文,皆出《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3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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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TheoryOntheSimaXiangru暞sNanShuFuLao
WANGDe灢hua,SONGXue灢l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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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itherthebackgroundnorthesatirepurportofNanShuFuLaointhebiography
ofSimaXiangruiscertain.Manydifferentopinionshavebeenexpressedfrom differentpoints
sinceSongDynasty.Thebookincludespoliticalbackgroundoftheprosandconsofdeveloping
andprotectingXi暞nanYiaswellasthepsychologicalbackgroundofconcernaboutEmperorWu
ofHan暞sdecision.Its暞satirepurportistofirmtheEmperor暞sdeterminationofdevelopingand
protectingXi暞nanYi.SimaXiangru暞sdiscussesonthissubjectprovidedtheEmperorwithcul灢
turalsupport,anditisalsoanimportantsupplementto“JiMi暠culturalpolicieswithborderare灢
as.
Keywords:SimaXiangru;NanShuFuLao;Xi暞nanYi;politicalbackground;satirepur灢
port;cultural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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