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卷第2期
2
013年3月
BET体育365投注官网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0,No.2
March,2013
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
的时代特征
陈暋勇,颜克成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
暋暋摘要: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承继晚清民初旧学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以时间、空间、事类为中心的三大课程群组,通识
中有专精,专精中贯以通识,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讲史之时代使命。该系诸师“学术报国暠、“读史救亡暠
的价值取向,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暠的学术品格浸润教坛,在国难方殷的抗战时期,他们为民族文化续命,肩负起了
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关键词: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教学;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9.6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3)02灢0063灢08
暋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暠或“联
大暠)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堪称
奇迹。学界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
以历史系教学与研究为个案进行深入考察的似不多
见。联大历史系汇集了当时国内一批硕学宏儒,在国
难方殷之时,弦歌不辍,肩负起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
使命。本文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为考察中
心,探讨该系在国民政府学制下的教学活动特色和学
术研究风格,进而分析学术与教育、学术与时代的互
动关系。
陈寅恪、向达、姚从吾、毛准、邵循正、王信忠、吴晗、张
荫麟、噶邦福(俄)、皮名举、蔡维藩;其中,系主任从长
沙临时大学开始由刘崇鋐担任,后由雷海宗接任,以
后两人轮流任职,直至联大结束;郑天挺除担任历史
[1]118-128
系教职以外,1940年后担任联大总务长
。
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和区域史、专史与专题研
究为西南联大历史系所设置的“时间、空间、事类暠三
大课程群组。其中必修课程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
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6
门。选修课程共有6大类,可选课程有64门之多,包
括:国别史,有希腊罗马史、英国史、美国史、印度史、
日本通史、现代日本6门,必选1门;断代史,有秦汉
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
等16门,必选中国史2门、西洋史1灢2门;专门史,有
两汉社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21门,必选1门;
史籍名著选读、专史研究及其他,包括年代学、金石
学、中国史部目录学、历史哲学等中可兹选择的门类
一暋时间·空间·事类:三大课程群组的设置
西南联大历史系在长沙南岳时由北大、清华史学
系合并而成,并曾与清华社会学系合并,称历史社会
学系,1940年社会学系独立,隶属联大法商学院。南
开在抗战前只有部分历史课程开设,学校南迁昆明
后,聘皮名举为历史系主任。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课
的教授先后有15人:刘崇鋐、雷海宗、郑天挺、钱穆、
收稿日期:2012灢05灢15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暠(编号:J50106)之成果。
作者简介:陈勇(1964—),男,四川巴中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史学史;
颜克成(1981—),男,山东滕州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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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2
有21门
。这样庞大而又完善的课程计划,对
的课程中开设日本通史、现代日本,由王信忠讲授。
于培养史学人才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三大课程群组是怎样形成的呢? 下面我们以
北京大学为例试做分析。
日本近世对华的觊觎,引起了我国学人的极大警惕,
为抗战计,为学术救国计,故当时学人对东洋史、日本
史等课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北大自1917年重设史学门以来,为近代中国史
学的学院化和专业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所设置科
近代史学研究的转型,对历史课程及教学的发展
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暠,到胡适
的“整理国故运动暠,从“国粹学派暠到南高学派、学衡
派,这些史学思潮及流派,以大学为场域,在中西潮流
交汇的密集处,用不同的思想和治史方法,影响着后
辈学人。北大史学系在进入1930年代以后,据钱穆
回忆,系主任为陈受颐,但陈并不主持系务,实际主持
栙
目甚少,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题研究等还没有出现。
918年,在原基础课上增加了东洋通史、西洋通史、社
会学,专门课则增设了中国及西洋地理沿革、年代学、
中国文明史、西洋法制史、欧美及亚洲各国史、欧美文
明史和政治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等,另外还增加
了以中外历史之时代为范围、以我国古籍及国外史学
家著作为范围、以事件为范围(如中国人种及社会研
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之特别讲
1
[5]169
者是傅斯年
。陶希圣也言:“民国二十年,孟真在
北平,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主
[6]285-286
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暠
在傅氏主持北大史学系
[
2]115
演
。由此可以看出,北大史学逐渐从着重于中国
时,史学系多设置以重视史料整理和辨析为重心的课
程,提出大学史学教育的两个重要要求:第一是“严整
的训练暠,第二是“充分的工具……史学的工具,第一
类是目录学,第二类是各种语言暠;史学的步次,“第一
史讲授扩大到世界史的范围,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
朱希祖认为,“一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之史学,此为史
[3]329
学系第一次之改革暠 。与此同时,北大又推出“废
门改系暠和“选课制度暠。蔡元培指出:“历史学自有史
以来,属文科,而推源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
步是研习史料,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
栜[7]106
严整的辨析史实暠
。这就改变了朱希祖任北大
[
2]48
则属于理科暠 ,“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法,所以不
[4]40
史学系主任时以基本知识的讲授为中心的路向,专题
性质的课程设置大增。从1931到1937年各年度北
大史学系课程的开设情况来看,《中国史料目录学》、
《殷周史料考订》、《尚书研究》、《清代史学目录》、《金
能不兼通地质学、地文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暠 ,而且
其他系设置的课程,如文学、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学
生亦可跨系自由选择修习。这样,史学的学科定位至
此有了较大改变。北大史学门改为史学系,并逐步开
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史学学科范围也随着学科体制的
建立出现了变化。从北大史学系早期的课程规划中
可以看出,本文开篇中所提到的西南联大史学系以时
间、空间、事类设置课程的雏形已基本具备。
栞
石学》、《明清史料择题研究》等都曾开设。
1928年,主掌清华历史系系务的蒋廷黻认为:
“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
是中外历史兼重……(中国)史家(在考据校勘上)确
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
[
8]336-337
从1920年到抗战时,我国高校历史系课程的发
展状况,虽屡有更迭,但其设置状况基本上是沿着北
大历史系所开辟的结构行进,不同的是历史教学与国
内、国际时局的发展及史学研究的风气相应和。作为
区域史的东洋通史课程就是一例。1918年,北大设
置东洋通史课程以后,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此课程开
设,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史成为各校国别史
必开之课。例如:中央大学缪凤林在起草历史系课程
规例时把东洋通史列为四类课程中的一个,在一年级
第一、第二学期开设东洋通史,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了。暠
研究历史最
好是用西方的方法,即所谓“综合法暠,在方针上就提
出中外历史兼治,治史方法上综合与考据兼重,强调
[
9]173
学生要从西洋史中获得“综合的暠治史方法
。在
这种思想主导下,1936年,清华历史系课表中,必修课
程共60学分,其中共同必修课仅3门:《中国通史》或
《西洋通史》(8学分)、《欧洲十九世纪史》(8学分)、
《史学方法》(4学分),其余课程任选(有些外系开出的
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美
[
术史等也可算作本系课程)
8]338-339
,另外还有一年或
栚
日本朝鲜史;王辑五曾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开设
二年轮流开班者,如张荫麟的《宋史》、陈寅恪的《晋南
日本近世史、日本近百年史,中山大学历史系也于
北朝唐史研究》、噶邦福的《希腊史》《罗马史》
栛
[8]341-348
1
935年开设日本近百年史
;
西南联大则在其国别史
等
。
64
陈暋勇暋颜克成暋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的时代特征
栠
著作。学人们的通史撰述和讲授,既是为鼓舞民族
这一时期,北大、清华重视专史、专题课程的开
设,引起了一些学人的不满。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雷
海宗曾说:“我们未成尽职的,就是学生选课,我们没
有充分的加以指导。各校的情形或有不同,但一般的
讲求,课程都开得太多,必修的基本课程太少,大多数
课都是比较专门的选修课。在自由研究的美名之下,
我们就放任实际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一群青年,用近乎
拈阄的方法随意选课。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去选拣,
似乎无人注意。史学难道真是漫无准则,无论怎样乱
斗志、砥砺后辈学子,也是在新史学兴起后对传统史
学转型路径的一种尝试与探索。
二暋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联大历史系讲史之
时代使命
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
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的民族
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愈来愈强烈,激发了一大批知识
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他们迫切
地感到应唤起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
的民族精神。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西南联大历史系
的学者们祭起了“文化救国暠、“学术救国暠、“读史救
亡暠的旗帜,肩负起为中国历史文化续命的责任。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开有“两晋南北朝史暠
[10]7
学都可以吗?暠 1932年,朱家骅也曾讲到:大学“所
研究之学科,必修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的研究。
倘轻重倒置,先后失序,轻于基本而重于专门,则学生
先已乱其门径,研究学术,安得有济? ……专深之图,
可任学生毕业后之继续求成,不必虑其专深之不能
穷,而纷设各种专门问题之课程,贪多务高,反掩基本
栢
一课,第一课即讲“东晋南渡暠的故事,吟出了“南渡
[
11]62
课程之重暠 。高校专史、专题类型的课程通常是
学者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讲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
看,可以体现讲授者的研究水平,但是从基础教学的
角度来衡量,此课程比例一旦过高,则会对其他通识
性普遍性科目产生排挤,从而不利于学生基础认知水
自应思往事暠的诗句,告诫流转西南的学人勿忘南渡
之耻。1943年,陈氏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
序时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
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
栟
[13]227
平的提高;过多的强调收集、鉴别考订史料,则割裂
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暠
了历史的贯通性。虽大学延请到某一研究高深领域
的大师,但是亦不能“因教而学暠,而是应该“因学而
教暠,“中外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须完备……不准
面对日本侵略者压城之黑云,陈寅恪不仅坚信国家民
族必有复兴之一日,而且通过对中古历史的具体研究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摇旗呐喊。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
论稿》中表彰以刘昞为代表的河西诸儒保存中原文化
于乱世的杰出贡献,称河西一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
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
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
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
[12]337
因人而设范围狭小、不甚重要科目暠
。
基于以上出现的问题,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出现
了重通史教学的特点。文学院共同必修课两门(中国
通史和西洋通史,共12学分);历史系专业必修课:中
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共20
学分),选习断代史(含中国史一门、西洋史1灢2门,约
[14]22
一大业暠 。论者以为:“抗战期间,寅恪先生漂泊
2
0学分 学
),选习国别史、专门史(各一门,约8灢12
西南天地之间,以河西保存文化融入隋唐之功,勉励
[15]9
分);可供选择的必修课课程总共有112灢126 学
南迁学人,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正保存文化之意。暠
中国通史的讲授为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重点课程,
[
1]119-120
分
。这就改变了原来基础课学分少而专门史
栣
课程多的特点。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联大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朱希祖、蒋廷黻等人重新拟定的
大学历史系课程,与联大历史系课程基本相符,体现
了一种以通史为主的风格,另配以选修科目和文学院
的共同必修科,可以看出此课程形态所凸显出的历史
系与社会科学或其他辅助科学的关系。另外,晚清民
国新史学思想风行后,出现了通史编撰的热潮,1920
年到1937年间,就有26部不同特色的中国通史问
世;抗战时期,仅8年时间,则出现了28部中国通史
雷海宗、钱穆、吴晗、孙毓棠皆讲授过此课。这些学
者讲授此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学术研究与时代
紧密结合,鼓励学子要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信心。
雷海宗在纵横比较古今中外国家文化发展的特质后
称:“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
我们虽然古老,但我们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
[
16]338-339
的民族军队相比,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暠
他
认为,中华文化寿命之长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领土的
广大,中国历史第二周期的发展是南方发展史,两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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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引论,31
多年来的民族元气因为经济、文化转移到南方而并未
耗尽,“大部国民的智力和魄力仍可与正在盛期的欧
美相比,仍有练成近代化劲旅的可能。二千年来养成
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
国史略有知。
钱穆用先民创业之艰深来砥砺国人抗战到底,其
苦心孤诣跃然纸上,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在国难方
殷的抗战时期,当失败主义气氛一度弥漫,国人迫切
需要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之时,《国
史大纲》所阐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激发民族意识
和唤醒国魂方面,当时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
16]343
量暠
创办《战国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
战国》副刊,被称之为“战国策暠派,在当时学界、政界
。1940年,雷海宗和林同济、陈铨等在昆明
《
爧爜枮
名噪一时,其基本观点和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暠来
考察历史、文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暠
所具有的国际战争之表现,中国应该在这种局势下奋
起,要有勇气战胜日本侵略者,要在战后建设一个强
大的国家。雷海宗把传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与国际
大势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努力打破“欧洲中
心论暠和“王朝反复更替暠的传统,建立起了一套完备
的历史哲学体系。
用。当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的何兆武曾回忆
说:“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
他讲课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
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
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Treischke)在柏林大学讲授
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
高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像里,或许钱先
[18]7
生讲课庶几近之。暠 许倬云也说:“抗战军兴,钱穆
先生在警报声中,讲授国史,其贯注的精神,也是民族
史观。是以《国史大纲》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美之处,发
钱穆自1933年起就在北大独自担负起中国通史
课的讲授,七七事变后,他随北大南迁,由长沙而昆
栤
[19]
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为学生续讲通史。抗
扬阐释,甚多卓见。暠
战初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丧失,
一些人对抗战失去信心。钱穆在通史讲授中谆谆告
诫学子,从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中仔细观察
思考,今日的中国不仅不会亡,而且还有光明的前途,
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坚定信念。钱穆是抗战时期
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
想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通史教本《国史大纲》中,是书
出版于抗战最激烈、最艰难的1940年,钱穆在书中称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确是衰颓不振、病痛百出,“万不
容讳暠,但中国近代文化百年来的病痛只不过是五千
年文明史短暂的一瞬,不能因百年来的病痛就怀疑我
全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本源而说民族精神萎枯已尽、民
族之生命已竭。他说:
与钱穆“共有志为通史之学暠的张荫麟,1938年
夏辗转来到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与钱穆一
样,张荫麟的终身志业就是编纂一部为时代所需要的
新通史。他说:“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
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
[20]自序一,2
事吗?暠
张荫麟在联大历史系虽没有上过通
史,但他的传世名作《中国史纲》也表达了与钱穆同样
的信念,肯定先民的功业,“若夫明国族绳绳之使命,
庶无馁于任重而道艰;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
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读史而末由。惟我华
胄,卓居族群;导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极;启文明
[20]自序四,13
于榛狉,播光华于黯黮暠
。在民族空前的大
转折时期,追寻先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暠披荆斩棘
之路,读史为鉴之用与抗战的剜割之痛更足以警醒国
人痛定思痛,也有利于塑造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
暋暋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
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
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
侵,而国内渐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
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暠之为何事。盖今日者,
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
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
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
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
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
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
爩爜枮
格,这正是钱、张等人撰写通史之鹄的所在。
三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暠:联大历史系的师友
生态
西南联大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较之战前,有天壤
之别。尤其是教师,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多数教师只
能同居一室,同桌而食。但正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
中,大家相互关心,潜心向学,关系更加融洽。联大教
授郑天挺,是著名的清史专家,行政职务极其繁重,但
亦与其他诸师同食宿,孜孜不忘学术。据郑氏回忆:
66
陈暋勇暋颜克成暋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的时代特征
“记得当时我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
钱穆的部分意见,如将首章移作序论,加入鬼神一章,
[
5]213
名Bod对音,于是参阅诸书草成一文名《发羌解》。写
完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
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公,罗将文章题目改为《发羌
之地望与对音》,并补充一些材料;邵又据伊斯兰语正
以译文;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并对
文中意见表示赞许。这对战时只身飘零在外的我来
说,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是平时极难得到的
“惟关心性一部分,思无可言,乃不加入暠 。这种
不因喜恶而匿善,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攻讦,互
融而兼通,赞襄以成事,使得联大历史系的学术研究
在抗战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1943年举行的教
育部评奖中,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一等
奖,郑天挺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三篇文章获三等
[24]760
奖
。而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
[
21]330
一种相互学习的机会。暠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皆出版,广获赞
誉;吴晗的《朱元璋传》、邵循正的《语言与历史———附
道:“联大每一个人,都是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学
[1]119
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
论暣马可波罗游记暤的史料价值》等文,皆获好评
。
[
22]67
此。暠
向达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敦煌学的
历史系诸师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和
高尚的人格,是莘莘学子成长不可或缺的养料。联大
历史系学生王永兴回忆陈寅恪上课时的情形时曾动
情地说道:“经常看见他老人家抱着黑色布包袱包着
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的走在昆华路上。为何要带这
么多书呢? 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材料,他把每
一条史料一字不略的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
板,然后坐下来,按史料分析讲解。他告诉我们,有一
分史料说一句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
……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
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
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
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
专家,于1939年7月任教联大历史系,之前曾在英国
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做过临时工作,在巴黎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藏敦煌写本及天主教文献。他“对
于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既精研有素,更留心书刊版
本。在英伦,天天出入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某些
书籍和材料中国没有,或版本不同,洞如观火。于是
把它晒蓝、照相、手抄,密行细字累几十本,因此,所得
[23]121
特别多,特别珍秘暠
。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向达在
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做出杰出成就的有力
保障,但若有其他人研究这些内容,向其索要,他绝不
吝秘自己的珍藏。据郑天挺回忆,他在昆明“写《释阿
玛王》所引《中国现实情形》(ThePesentStateof
China)第一册,原书即向先生所借。我曾说清初耶
稣会士印行的关于杨光先事件文本有删节,就是根据
[25]10-11
们。暠
李埏在回忆业师钱穆时也说:“宾四先生
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我随侍讲筵的日子里,我
没有见过他缺过一堂课。他总是在上课前几分钟便
进入教室;而下课则要等答完学生的疑难,才离开。
出了教室,总还有一些学生陪着他边走边谈,直到出
[23]121-122
向先生在英国携回的晒蓝本(在昆明借抄)暠
。
钱穆与冯友兰论学之事也颇能说明联大诸师在
学术交流上的特点。据钱穆回忆,在南岳时,有一天
北大为两学生奔赴延安举行欢送会,钱穆、冯友兰等
人应邀参加集会相送。冯对赴延安两生倍加称赞,钱
则主张在校学生应安心读书,二人力辨未果,最后不
欢而散,但他们对赴延安两生看法的不同并不妨碍二
人在学术上的往来。冯友兰把刚完成的《新理学》一
书的手稿送钱穆披览,“嘱参意见暠。钱读完全稿后,
告诉冯氏:理学家论理气必兼及心性,两者相辅相成,
今君书独论理气而不论心性,取舍之间,恐有未当;
又,中国虽无自创之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见解,
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故建议冯著在修改时应增
加这些内容。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后,二人对《新
理学》一书又续有讨论,冯友兰在修改书稿时采纳了
[26]9
了校门,上了车而后已。暠 这种学高为师、行高为范
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联大的青年学子。
联大与抗战前大学相比的另一特色就是传授知
识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化,战时环境与物质的捉襟见
肘,却有利于师生间频繁的接触,师徒“私相授受暠式
的风格仿佛古代书院教育一样,师生可以随意接触,
或谈心、或争论。在春秋假日里,师生结伴漫游,或品
茶、或下棋,促膝而谈,海阔天空。李埏曾先后师从钱
穆和张荫麟。在师从钱穆时,则经常陪伴左右,或聊
人生际遇,或聊生活爱好,但是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有
关史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两人在游完石林返回
宜良途中,钱穆教导李埏说:
暋暋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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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不问
其他。要通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
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
中史学同仁不少,但愿为青年撰中国通史读本
者,惟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
投机。你有志于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若不
殚精竭虑,不厌其烦,不难看出两先生循循善诱、谆谆
教导之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像杨志玖、王玉哲、
何炳隶、何兆武、丁则良、杨翼骧、王永兴、李埏等人,
在历史系诸师的培育下,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日后
皆有建树,扬名史坛。
联大历史系诸先生之道德、学问,形成了那个时
代所独具魅力的学术图景,这里我们借用费孝通“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暠来概括他们的人生关怀和精神志
业。第一,抗战军兴,播迁西南,联大诸师们在颠沛流
离中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抱有强烈的挚爱之情,这种对
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和阐扬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历劫不衰的原因所在,对民族之“美暠的坚守与诠释,
正是联大历史系诸师写出传世名作的动力所在。在
此基础之上孜孜以求的对中国学术之体认与反思,以
“吾侪所学关天意暠为使命,把民族的盛衰与学术的兴
废紧密联系起来,焚膏继晷,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上勇
猛精进,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书写了人生的辉煌。第
二,在以大学为场域的学术研究中,虽然治学方法各
异、理念纷呈,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学问上的相互研讨
和交流。在国难深重之时,他们抛却了“文人相轻暠的
陋习,以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的心态,致力于中国历史
文化的研究和民族精神的阐扬,这对于促进当时学术
的良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对民族历史的讲习
和教师的言传身教,让莘莘学子在战乱之时有了心灵
的慰藉,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又让学子担当起文化传
承的重任,任重而道远的使命在师生心灵之门相互敞
开的过程中无形的浇灌入师生血液中,这种人文关怀
精神使得学子在成才后终身受用。西南联大纪念碑
碑文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
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
彰;八音合奏,终合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26]13
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不好,勉之勉之!
1940年秋,
李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
究生,此时钱穆已离开西南联大,他常以师生分隔两
地不能经常见面讨论为憾,故多以信函的方式为学生
指点治学门径。他说:“弟有志治宋史,极佳。……私
意治宋史必通宋儒学术;有志于国史之深造者,更不
[26]17
当不究心先秦及宋、明之儒学。暠 又说:“弟能研讨
宋儒学术,此大佳事。鄙意不徒治宋史必通宋学,实
为治国史必通知本国文化精义,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
思想入门,弟正可自宋代发其端也。欧、范两家皆甚
关重要。唯论学术方面,欧集包孕较广。弟天姿不甚
迟,私意即欧集亦可泛览大意。不如于宋学初期,在
周、程以前,作一包括之探究。大体以全氏《学案》安
定、泰山、高平、庐陵四家为主,或可下及荆公、温公。
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
[26]18
小。暠
李埏把钱穆的这些话一直当作座右铭,常存于
心,以此自励,这对于他日后的成长大有助益。李埏
的另一业师张荫麟离开西南联大后,仍对他研究生的
学习做指导,并告诫他说:“如欲读哲学书,可先读休
谟之论人性及悟性两书,次读格林对休谟之批评暠,
“
关于足下所计划事,遇有数言,既入社会,自不能事
事如己意而行,须承认其若干限制而加以适应,否则
徙自苦耳! 姚(姚从吾)先生意亦自有相当理由,如取
《
宋史》与其他宋代主要史料校读一遍,自于宋事熟而
打好宋代史研究之基础,未以此施于全部《宋史》,恐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
[27]271-272
[28]304
非两三年所能竟功暠
。以上两先生对李埏的
大。暠
这正是联大历史系诸师之间、师生之间良好
教诲,从治学门径到具体研究之技巧,再到做人方法,
学术生态的真实写照。
注释:
栙1917年,北大史学门专业课程计有中国通史、地理沿革史、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五种。参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
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栚参见: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1期,第2灢3页。
栛《辅仁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辅仁大学1933年编印,第13页;国立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
(1936—1937年度)》,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编印,第132、139页;国立中山大学编《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国立中山大学1935年
编印,第92页。
68
陈暋勇暋颜克成暋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的时代特征
栜《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年—1932年)》,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0014。转引自参考文献[7],第106页。
栞《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1931—1937年》,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0014,BD1932012,BD1933014,BD1934009,
BD1935008,BD1936015。参见:参考文献[7],第108灢112页。
栟关于西南联大重“通才教育暠的特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可参见:江渝《“通才教育暠:西南联大成功经验探析》,《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8期第252灢257页;刘京京、李晓菊《西南联大通才教育摭论》,《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
年3期10灢13页。
栠西南联大教授当时所著的中国通史有: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张荫麟《中国史纲》,青年书局1941年版(以上
二书参见: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灢320页);雷海宗的《中国通史选读》,
为雷氏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时的讲义,只有铅印本,未公开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该书。
栢陈寅恪所讲第一课的内容为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的僧人支愍度所立“心无义暠的内容。参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1页。
栣孙毓棠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所聘,除讲授中国通史外,在联大历史系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经济史、汉魏六朝
风俗史等课程。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
1
19灢122页。
栤钱穆在《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中言:“(民国)二十六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
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
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暠参见:《国史大纲·书成自记》,商务印书
馆2010年版,第3页。
枮爜爧参见:陈勇《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枮爜爩参见:黄修明、陈勇《学者的交往与时代关怀———张荫麟、钱穆交往述论》,《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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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urriculumandtheTeachingResearchoftheHistoryDepartmentof
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andItsCharacteristics
CHENYong,YANKe灢cheng
HistoryDepartment,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
Abstract:BasedonthetraditionalschoolsystemofthelateQingDynasty,thehistorydepartmentof
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haditscurriculumofthreecategories,i.e.,thetime灢oriented,the
space灢orientedandtheissue灢oriented.Thecoursescombinedgeneraleducationwithspecificationand
tookamissionofpopularizingnationalcultureandactivatingthenationalspirit.Theteachingstaff暞s
valueofservingthemotherlandwithone暞sknowledgeandlearninghistorytosaveone暞snationmadethe
universityfulfillwiththeacademicspiritofperfectingeachother.Alltheteachingstaff,atthejuncture
ofnationalcrisis,shoulderedtheresponsibilityofinheritingChineseculture.
Keywords: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thehistorydepartment;curriculum;teaching;aca灢
demicresearch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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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